2022年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于5月14日举行

近期针对大家都广泛关注的经济热点和经济下行压力，很多原本意见分歧极大的经济学家都坐不住了，纷纷表态呼吁关注经济，拯救经济。5月14日一场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引发了巨大关注。

参会者来头都不小，包括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著名经济学家、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清华大学弗里曼经济学讲席教授、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创始院长李稻葵，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讲席教授、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第四届理事会副理事长刘世锦，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余永定，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盛松成等等，他们围绕世界经济、金融与全球秩序展望，中国经济与政策展望，创新、金融与科技竞争、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等话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但无一不对当下经济下行压力表达了担忧，并为现行遇到的诸多经济问题疾呼。

以往在各种论坛上唇枪舌战，针锋相对的经济学家们，当天“感人”的统一，只有一个口径：拯救经济。

李稻葵：保经济就是“保命”，内需是核心驱动力

清华大学弗里曼经济学讲席教授、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创始院长李稻葵教授将抗疫与保经济并列，提出：控制好疫情，保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是应对复杂国际形势和严峻挑战的最好方式。

李稻葵计算出过去两年的抗疫成功相当于人均寿命多了10天，即相当于救了400万人的生命。这句表态引发了网络争议。但他也同时强调，保经济就是保生命，稳经济就是保生命。人均消费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折算成寿命是能够增加6天，全国算下来就是230万人的生命。所以保消费就是保生命。消费是跟经济增长同步的，所以保住生产线，保住产业链，把潜在GDP增长速度保持住，就相当于保生命。同时李教授的研究发现，消费下降是有惯性的，今年消费下降1%，未来七八年都会下降，这相当于损害人民生命。所以保生命就要保消费。而保消费，就要保物流通畅，以及对受影响的百姓直接给予现金补助。

在“保命”的前提下，提高内需是我国现阶段发展的巨大内生动力，并且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为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余永定：调整海外资产结构，做好充足的战略物资准备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余永定表示，俄乌冲突后，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进一步受到了地缘政治因素的沉重冲击，这是包括人民币在内的国际货币体系目前所面对的局面。面对这样的局面，余永定认为，中国的海外资产负债结构需要调整，以达到提高海外投资的净收益、中国海外资产特别是外汇储备的安全性等目的。

对于存量的中国海外资产调整，余永定建议：一是考虑减持美国国债，增持其他形式的资产，分散外汇储备的币种；二是中国可以增加对战略资源生产国的投资，例如通过股权方式投资中亚地区的石油资源；三是信守承诺，严格保护外国投资者在中国的投资。

中国海外资产可分成存量和流量两部分。对存量海外资产，余永定建议，可采取措施包括，减持美国国债，增持其他形式资产；增加对战略资源生产国的投资；信守承诺，严格保护外国投资者在中国的投资等。

针对流量（流入和流出）部分，余永定提出了八项可以考虑的政策调整，包括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刺激内需带动进口；尽快取消为鼓励出口执行的出口退税政策；增大对大宗商品、战略物资的进口；少购买美国国债，更多进口美国产品，尽可能履行中美贸易协定；特定时期维持贸易逆差；实行浮动汇率政策；增加海外投资形式；发挥中国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的优势，但要小心“债务陷阱”。

此外，余永定指出，中国作为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应该有充足的战略物资。可以考虑用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刺激内需带动进口。他表示，长期保持大量对外贸易顺差的政策在过去对我国是好的，但在目前需要政策调整的情况下，减少贸易顺差的重要条件是有足够的内需，因为内需不足企业就会选择出口。要让我国拥有强劲的内需，除了长期的结构性改革等方式，短期看需要执行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在正确理解和落实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基础上，可以考虑部分政策的适度调整，比如短期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有助于进一步提高内需。

李迅雷：关注居民支出结构与收入分配，促消费畅通内循环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指出，受到疫情和地区局势影响，经济内外循环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障碍。目前来看，我国在畅通内循环上，主要是通过基建投资。但完全单靠基建投资是不够的，因为基建投资面临好项目越来越难找、投资回报率越来越低、现金流产生越来越难的问题。因此，促消费意义重大。

李迅雷认为，我国在扩内需领域，应更多依靠消费拉动。一方面要继续加大财政政策对消费的投入力度，还要多种举措共同发力改善居民的收入结构。对于促消费的方式，李迅雷提出，货币政策的作用有限，财政政策应该更加积极。今年减税降费和留抵退税的力度非常大，总规模全年预计到2.5万亿，尤其是留抵退税这对于解决企业目前现金流问题，纾困问题具有非常积极的效果。但当前财政主要投入在稳企业稳就业上，对于消费领域的支出偏少。他建议，财政政策力度要继续加大，尤其用于消费方面。应推动发放消费券，发放消费券的方式相比美国发现金的方式更具针对性。此外，还要通过收入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增加企业责任等多种举措共同发力改善居民的收入结构。

林毅夫：中国要保持动态的经济发展和开放态度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认为，当前中国还处于迎头追赶的状态，人均GDP也仅是美国四分之一水平，但是中国正不断地大踏步迎头赶上。林毅夫分析，中国现在的技术渗透率有点像20世纪40年代的德国、50年代的日本、80年代的韩国，按照购买力评价，中国已是最大的经济体，中国国内市场非常庞大，并且中国有很高的国际经济份额

林毅夫指出，中国现在还是全球最大的贸易国，贸易是双赢的，其他国家和中国打交道做交易，他们从双边贸易当中获益良多。作为一个贸易大国，林毅夫建议，中国一方面应该保持高速的、动态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要保持开放性的态度。现在中国能够保持经济8%的潜在增长率，并且每年可实现5%-6%的实际增长。如果能够保持这样高速增长，中国将会持续地助力全球经济的发展，给全球贡献四分之一的增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经济增长对于其他国家来说，也是一个机会。林毅夫进一步指出，某种程度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必须要连通到中国市场，并保持贸易关系，而保持正常的经济关系能够确保国家获益，也会对建立一个稳定和平的全球新秩序有所帮助。

刘世锦：应对气候变化重心要转至促进绿色技术创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第四届理事会副理事长刘世锦表示，应对气候变化是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少有的能达成共识的领域。

刘世锦认为，应对气候变化主要有三种反应方式。一是防御性的反应，主要是传统能源或高碳行业感到有压力，考虑在将来转型重组甚至退出，但当短期内供给安全存在问题时，这些行业感到自身仍然“有份量”，退出可能是最后迫不得已的选择。二是适应性的反应，典型的是节能减排，减少碳排放。三是进取性的反应，推动创新特别是绿色技术创新，用低碳、零碳的新能源、新技术，取代传统的、高碳的生产方式，这才是治本之策。在全球范围内，也应把重心转向这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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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发钛媒体App，作者 | 李天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