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大学日记（连载）

  150.弱者、你的名字不是女人，自写的小说投进邮筒

1984年2月13日（星期一）

今天老舅和他岳父及他的儿子来到我家。一走进家门，就带来北方特有的味道——从几个月没洗澡的身体上散发出来的，再看看他们打扮，个个臃肿不堪，邋里邋遢，从头到脚都是黑的。我多想回避呀，可是不行，我得亲自给他们倒水洗脸，他们洗完脸之后，我偷偷看看脸盆的水，黑乎乎的水面上浮着一层油，我想吐了。中午吃饭时，看着桌面上的那碗汤，我就想起那盆水，真倒胃口，好不容易咽下一碗饭，赶快回房去了。

 

老舅的儿子只有15岁，可按辈数我得叫他表叔，我不乐意这样叫。这位表叔学习成绩很差，这回是从城市（乌鲁木齐）回到农村（河源老家）上学的，据说河源有个亲戚可以帮帮他，辅导一下他的功课。

 

老舅的岳父是个65岁的老头，是回老家安度晚年的。他是个病号，刚动过手术。当母亲知道这个消息后，决定用木筷子（原来使用竹筷子）吃饭，而且申明我们家习惯用公筷。给老人盛饭的碗是特殊的，并吩咐我和弟弟坐在一起，夹菜时不要夹老人夹过的地方……真是够“八备”了。吃完饭后，把所有碗筷洗干净后，放在锅里煮开水消毒。本来我并不知道老人家得了什么病，但既然紧张空气已经制造出来了，我也只能小心些。

 

这老人家挺能吃，肥肥的腊肉给多少就吃多少。老舅说：“他很能吃肥的，一餐能吃半公斤肥肉。”真不敢相信，一般来说，老人只有能吃身体才好。

 

晚上我和弟弟没吃饭就去看电影了。本来不想去，考虑到家里人太多了，客人一定有很多话和父母说，家里一定热闹非凡，索性躲出去。

 

电影名叫《蛇案》，讲的是公安人员破获一起盗窃国家珍贵文物案的故事。情节并不奇特，也不紧张，一点也不扣人心弦，但电影运用一些打击乐等音乐效果来制造紧张气氛。由于故事情节本身就不惊险，无论你怎样靠音效来制造紧张气氛都是没用的，只能吓唬一下那些孩子。另外，对于作案者是谁，本人在电影开始半小时后就猜到了，而且准确无误。看已经知道谁是作案者的电影，还有什么意思呢？看中国的破案片，特没劲。弟弟却说好看，他只是凑热闹而已。我告诉他我早就猜到那个司机是坏的了，他问：“你是怎么猜的？”我说：“通过他说的话，他做的事猜出来的呗，等你长到我这么大，你也可以猜出来的。”他笑了，大概心里在想，希望自己快快长大，长到像姐姐这么大。等他长到我这么大，已经9年过去了，到那时，中国的破案片还象现在这样一猜就知道谁是坏的，那么中国的破案片就无人问津了。

 

回到家已没饭吃了，吃了父亲开会时发的一包点心，还啃了老舅从新疆带来的葵花籽，这些葵花籽不是炒的，而是放盐、八角及其他配料煮的，煮熟后晒干就成了现在这样，吃起来挺香，而且别具风味。明年春节我也学着做一做。

 

1984年2月14日（星期二）

一早，客人回老家了。客人一走，父亲便给家里消毒，凡是那位老人家盖过的被子、睡过的床、坐过的凳子，都喷了“灭害灵”。我起床后，偶尔进去老人家住过的房间，就闻到一股怪味。中午，父亲把客人盖过的被子撒上花露水，祛除异味，我发誓我再也不盖那两床被子。

 

放假以来，我煮饭都煮烦了，可是又不能不煮。

种种迹象表明，父母已经在为我的个人大事操心了。我和妹妹谈到别人的男朋友长相不好时，母亲就说，“以后你们找对象都找长得漂亮的。”我心想，要是我找对象，人好就行，外貌其次。

 

我和穗如在父母面前谈到毕业后想去深圳工作，穗如说：“去深圳干几年，发一大笔财再回广州。”

父亲就说：“你不会回来啰，就在那安家了。”听了这话，我没出声，我明白父亲的意思。

 

今天，父亲给了我一本新的《中国语言文学自修大学讲座》一书，我把书放上书架时说：“这些书，我们家只要一套就够了，何必要两套，又没地方放。”

 

父亲笑着对我说：“一套怎么够？到时你搬走了，我就没有了。”我也只对他笑了笑，没有说话。同样，他的意思我一清二楚。难道我真的要父母为自己的事操心吗？我看大可不必，他们完全可以高枕无忧。到了我该考虑的时候，我是会考虑的，用不着他们多此一举。我会自己去认识人，绝不要别人介绍，想想那些被人介绍的场面，多么尴尬。

 

难道我真的该考虑个人问题了？我看为时过早了些。我的事还没有开始呢，而我始终认为，事业高于一切，这里的“一切”当然包括人间最美好、最纯洁的爱情。先立业后成家，这是我的志向，如果真要我在事业和生活中选一项，我肯定选择前者。我相信自己的毅力，同时也遵守自己诺言。当然，能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又能在生活上有所回味，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既有事业，也有生活，那是再好不过了。问题是，作为一个女性，在事业和生活二者中，是很难兼而有之的，往往需要你选择其一，这就要看你的生活态度如何了。我想起了一位大学生演讲时说的最后一句话：“弱者，你的名字不是女人！”我曾为这句响亮的口号叫好，可以说，它确实震动了我的心灵。虽然这句话是从女作家张洁的一篇散文中的一句话（“弱者，你的名字不是男人，更不应该是女人”）演化出来的，但它的意义可以说是震撼我心的。

 

1984年2月15日（星期三）

下午，玉琼来了，我们拉拉渣渣地说了很多事情，谈话没有共同的主题，老是转换话题。她的到来，使我这个下午过得很愉快。

 

经过长时间的考虑，终于决定把去年4月份写的小说《大学生之歌》誊清。这篇不像样的小说写好了将近一年，一直锁在抽屉了，没给任何人看过，偶尔拿出来修改一下，尽管不成样，我还是偏爱它的，因为它出自我的手笔，耗费了我的时间和精力。我很想试试投给某个文学刊物，可好像又不太敢。一是怕稿子丢失了，二是担心收到退稿信。我并不是怕收到退稿信，而是怕别人（包括我的父母、家人）知道我收到退稿信之后所说的风言风语，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我在写小说，因为我从不愿意把还不能断定能否成功的事捅出去。

 

另外，我还为留哪个地址给编辑部这样的小事操心。学院的地址不行，收到退稿，我的同学会怎样看我？家里的地址也不行，万一信是由父母交给我的，他们看到信封右下角的“某某某编辑部”字样，他们一定会大惊小怪，盘问我一番，甚至会先下手为强，拆开我的信来看。如果请我的女友转交，我又怕麻烦她们。我想不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来。到底投不投稿呢？不投吧，觉得很冤枉，无法断定自己的水平如何，投吧，又有以上种种顾虑，要下个决心真难。不过，现在我已下定决心，投！一定要试试看，管它有没有熟人，有没有关系，最迟后天发出，就算是收到退稿信，也可以体验一下当时的心情。先往不知名的小刊物投一投，现在先做好收到退稿信的准备，不过，那也要三个月以后才知道结果如何，但我已料到这次不会成功。

 

我深深地懂得，我选择的文学创作的道路，是一条艰辛的、困难的路，仅仅一两次的失败是吓不倒我的。既然我选择了这条路，而且自认为具备了这方面的素质，那我就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看过一篇小说这样写道：“作家有几种人，一种是才气十足，往往处女作就一举成名，什么也挡不住他们。这种人很少。多数人是有一定的才能，尚需长期努力，经过千锤百炼，方能成功。”我属于后一种人，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但是我的目标明确了：努力，下苦功夫——这在我看来并不难，我能做到。

 

晚上，抄我的小说，抄得很晚，手都快抄断了。但愿编辑们知道，不要说写小说，光是把小说抄一遍，也得花很多时间，但愿他们能体谅初学写作者的苦衷。爸爸过来说我了，说我晚上这么晚睡觉，早上这么晚才起来（我是早上八点起床的，比起我的同学来，我比她们早多了）。我只好说：我是属于猫头鹰型的，白天睡觉，晚上看书学习。别人的父母，孩子睡到几点都不管，我的父母呢，早上稍微睡得晚一点，就会大喊大叫：“小某，八点了，还不起床！”真没办法！

 

1984年2月16日（星期四）

今天弟弟对我说：“现在，我除了跟我合得来的人交往之外，任何人都不理睬。”

“那么，谁跟你合得来？”我开玩笑地问他。

他说：“你呗！”

 

我很荣幸，因为我赢得了他的心，这是我多年努力的结果。另方面，我又很惆怅，难道我们家只有我一个人跟他合得来？

我继续问他：“爸爸跟你合不来？”

“合不来，爸爸也是整天愁眉苦脸，板着面孔。”他这样回答我。

 

我真替我的父母们担心了，他们似乎没有赢得孩子们的心，这是很可悲的。我越来越无法忍受家里这种沉闷的空气，每天得看父母的脸色行事，父母板着面孔，我们于是大气不敢出。晚上吃汤圆之前弟弟对我说：“我们家呀，连点欢乐的气氛都没有。”连十来岁的孩子都体会到了，何况我这个大人？欢乐与我无缘，我只能唱忧伤的歌。

 

今天是元宵节，按照惯例，今天该吃汤圆。晚上我家吃的汤圆是我做的，我炒的花生、芝麻，馅的配料都是我弄的，面是我和的，最后和妈妈一块包的。吃自己做的汤圆，总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感觉，但这汤圆不够甜。吃汤圆的时候，弟弟边吃边做怪动作，正是他这些怪动作，才使爸爸发出了笑声，空气得到暂时缓和。

 

怎么我们家成了这个样子？我该不该提醒一下父母，这样的家庭气氛会给弟弟那幼小的心灵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实际上，弟弟已比同龄人成熟了许多，亏他有我这个姐姐，他愿意把什么话都对我说，还叫我别告诉父母，我总是用他能听懂、能理解的话安慰他。有时弟弟做错了事，比如放学后玩了很久才回家，我教育他一番，没有告诉父母，我替他兜着了。因为只要一告诉母亲，母亲肯定会大发雷霆，把弟弟骂一顿。我当然不愿意看到弟弟挨骂，尤其是这种骂的方式不尽合理，又没有很强的说服力。有什么事还是我来承担吧，因为我已经把自己锻炼地极有涵养，很富于忍耐精神。

 

今天继续誊清我的小说，终于完成了。整整两天，400格的原稿纸写了25页，还是没有按格子写的，粗略统计了下，大约13000字，累死我了，已经筋疲力尽了。天呀，我选择了一条多么艰难的路！我完全可以满足现状，等毕业后当个老师，干好自己的工作（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何必搞什么创作，吃力不讨好！可是我的性格不允许我只成为一个平庸的人，一事无成。再说我有很多话要说，不写出来怎么行？种种原因都使我拿起笔，展开想象的翅膀，写那些构思可能不太吸引人，但又不得不写出来的故事。当然希望能发表，希望能得到别人的承认，但又不仅仅是为了发表。谁如果只是为了发表小说而写小说，那他不可能成为好作家。我是这样看的，是非与否，自有后人评说，同代人也可评说。

 

我发誓我要努力走出自己的道路，不依赖别人生活，而要靠自己的双手去创造生活。我知道这很难，尤其是对于一个女性，但我认了，我认准了我的道路，我将矢志不移地走下去，待来年理想之花开放，会有人向我祝贺——我认识的朋友和陌生的伙伴，请记住自己的心永远是年轻的，这样你就可以冲破年龄的界限，保持旺盛的精力。祝愿自己永远年轻吧，我同龄的伙伴！

 

1984年2月17日（星期五）

母亲和父亲又吵起来了，为的是我的小叔叔的未婚妻要来我们家住，还要帮她找工作，据说这是她和我叔叔订婚的条件之一。每当父母吵架时，我心里都异常难过，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不懂怎样劝架，索性让他们吵个明白，我的内心却烦闷不堪。

 

弟弟说：“以前我们家还和和睦睦的，现在四分五裂。”我从心里赞同他的观点。其实，我们家以前也不是弟弟看到的那样和睦，只是以前矛盾是隐藏的，现在矛盾才完全暴露出来。既然已经暴露了，那就干脆暴露彻底吧。现在父母要吵架时，是毫无顾虑地吵，因为我们，至少是我，已经知道他们的真实情况了。母亲的脾气太暴躁，经常发脾气，本来，有很多事情，只要母亲好好和父亲说，架是吵不起来的，另外，如果父亲每件事情都同母亲商量一下，或是提前打个招呼，架也是吵不起来的。

 

我多么希望天下父母都能和睦相处，既然你们当初是经过恋爱才结婚的，那就应该保持你们过去非常珍贵的爱情，进而发展爱情，使你们的爱情在中年甚至老年都发出新的光辉，有些父母做到了，但大多数父母做不到，他们只是维持着这种关系，不至于使它破裂，这是一种可怕的维持。

 

1984年2月18日（星期六）

早上，我把一叠厚厚的稿子投进了邮筒，当时我的手有点抖，心跳也加速了。我心里明白，等待我的只有一封退稿信连同我那份旅行了很久的原稿，想要出现什么奇迹是不可能的。

 

我以为今天注册，便早早回到课室，才知道是明天注册，幸好碰到同班的梁某某、郑某。我把学生证交给郑某，请她明天代我交给班长。然后我们三人就聊起来了。

 

郑同学问：“你们有没去看望温某某？”

我们说没有。温同学得了轻度的精神分裂症，住进芳村，他的名字差不多从我的记忆中消失了，要不是郑同学提起他，我就把他忘记了。于是我问起他的病况。郑同学说：温同学本来可以出院的，后来医生又不同意。温同学能叫出去看望他的十多个同学的名字，这说明他的记忆力并没有完全丧失。温同学说，在我们班有两个人放射出一种电来暗害他。这在常人看来当然觉得奇怪，可能这就是精神病人的症状之一吧。

 

今天回校，看见程主任，他说过几天公布实习成绩。我想我的成绩只能是“良”，这太不公平了。因为评分的情况是这样的：每个实习小组只能有两人得“优”，不管你这个组最差的一个同学比别的组最好的一个同学都好，你在这个组也只能得“良”，而那位比你差的，因为他们组也有两个“优”的名额，于是他（她）就能得“优”。不由得你去争辩，只好自认倒霉。我正处在这样的状况中。我们组的组长肯定得“优”，因为她上过电视录像，其实讲课并不见得很好，不过心肠很好。还有一个“优”的名额是谁呢，反正我的希望渺茫。管它呢，得到“良”就行了。分数并不能体现一个人的真实水平，以后到了工作岗位。别人并不是看你的分数，而是看你的工作能力，到时只要好好干就行了，用不着为分数发愁。

 

从学校出来，我和梁同学一块去逛百货大楼。上了三楼，发现好几个女青年在挑选拉毛围脖，这是上海产品，既可以当围巾，又可以当帽子用，深受女青年的欢迎，已经脱销好长时间了。我们也过去了，让售货员拿一条来看看。我虽然很喜欢，但想到冬天快要过去了，到时可以买更好看的。另外我想要那种帽子上有两个小圆球的，那种戴在头上更好看。我还想到我将来是当老师的，这些装饰品似乎与我无关，老师的形象应该端庄朴实大方，不能有太多的装饰，否则会分散学生的注意力，最后还是没买这个围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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