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大学日记（连载）

145.怎破“功名利禄权势尊位”，能当记者吗？       

1984年1月14日（星期六）

开始看《西方美术史话》一书了，没想到自己一拿起此书就放不下来了。

我一点都不懂美术，但我喜欢世界名画，虽然并不能把这些名画的全部含义用语言或文字表现出来。看了这本书的前几章我知道了，原来原始时代的艺术是由孩子们偶然发现的，具有永久艺术魅力的希腊古典艺术更使我入迷。《梅罗的维纳斯》、米隆的《掷铁饼者》都是人们喜爱的作品。还有文艺复兴时期一大批艺术家的作品，如弗洛伦萨画家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最后的晚餐》，拉雯尔的《西斯廷圣母》，米开朗基罗的《大卫》、《摩西》等等，都给人力量，给人美的享受。至于这种美的享受是什么，似乎只能意会不可言传。我将继续读完这本书。

1984年1月16日（星期一）

今天是嬿嫦的生日，本该去帮她过生日，可我依稀记得今晚她要上课，本该前天写封信给她，并随信寄去一些小礼物，可一下子又忘了，直到昨晚躺在床上才想起此事，为时已晚了，瞧我这记性！

我终于用上了书柜，这是我多年的愿望了，现在我的房间摆着一个大立柜、一个大书柜，高耸入云，可谓“开门见山”，真的有点不习惯，一进房间，好像黑了许多。

1984年1月18日（星期三）

看了实习学校十五中高一2班欧世杰给我们四位实习老师的信，他在信中叙述了近来的情况，还讲了他本人喜欢文科，但亲戚都希望他学理科，说搞政治要冒风险，最后他问我们这样一个问题：“怎样才能打破功、名、利、禄、权、势、尊、位的束缚，但又不使自己碌碌无为，能做出应有的贡献？我总觉得两者太矛盾了。”

在我的日记中曾不止一次地写过，这位学生是个爱思考的人，他思考的范围已远远超过书本的范围，他思考的是哲学、社会学方面的问题。今天看到他的信，看出他还在不断地思考，而且他还是信任我们的。我本人很感激，因为要获得一个人的信任是多么不容易。我又想到，我们应该怎样不辜负别人的信任，给他回信，是一定的，是我独自回信，还是由当初的实习小组“集体创作”，还是与三位同学商量再定夺。

上午才知道，我的论文指导老师不是我钦佩的副教授，而是一个我们认为不太好接近，不太同意别人的意见与他不同的讲师。我只能自认倒霉。我还担心这位老师也许根本没有研究过张洁，可能连张洁的作品也没看过几篇，到时他将怎样给我的论文打分？当他不同意我的观点时我又该怎么办？

没想到某某某也研究当代文学。在我的心目中，她似乎很看不起当代文学，说当代的小说写的一点也不好，她对外国文学倒是颇感兴趣，那她什么不研究外国文学？也许是她跟那位副教授很熟，而那位副教授又很欣赏她（两人的性格还有点相似）。殊不知，写论文时有一位自己熟悉、而且确有水平的指导老师，对自己写作会有很大的帮助——有很好的条件，可以得优异成绩。

1984年1月21日（星期六）

叔叔来了，他的到来，似乎成了一根导火线，爸爸和妈妈吵了一架，吵得很凶，甚至说到要离婚。父母都说，已经憋了一辈子的气，为了不让孩子们知道，没有说出来，既然今天已经吵起来了那就吵个分明吧！于是新账老账一块算，就差点没有动手打了。我很痛心，我哭了。试着把妈妈拉进我的房间（以前吵架我从来不管，可见这次吵的厉害程度了），没有成功，妈妈还大吼一声：“你哭啥！”

种种迹象表明，父母之间已经没有爱情了，他们只是在维持着夫妻关系。表面上似乎很和睦，外人是看不出来的，别看我在家里很少说话，可我心里什么都明白呀。在我很小的时候，一个十分偶然的机会，我到木箱子里找衣服，发现一个纸团。我把它展平，看了。原来是父亲写给母亲的信。信上有这样几句话：“你想离婚，我看还是不离为好……况且我们还有三个聪明伶俐的孩子。”当时我惊呆了，然后我哭了。从此，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一道阴影，这个伤痕一直伴随着我长大。

父母很爱我们，只是爱的方式不同。父亲在思想上、生活上帮助我们，母亲在生活上给我们温暖，只是脾气很暴躁，有时真让人受不了，父亲是个好儿子，好丈夫、好爸爸，他尽了一个儿子、丈夫、父亲应尽的义务，用辛勤的劳动支撑着我们这个家。作为他的女儿，我非常感谢他。我将尽全力报答父母的恩德。不得不说一句实话，母亲嫁给父亲，是她的幸福，而父亲娶了母亲，可真有点倒霉。为什么母亲总和父亲吵架呢？还说了这么多难听的话？又是因为钱（钱是罪恶，世界上为什么要有货币这个概念），还因为一些芝麻大的小事。母亲的心胸过于狭窄了，我不得不痛心地这样说。

我不得不怀疑，当初他们是不是有真正的爱情？如果没有爱情，又怎么可以结婚？如果有爱情，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我得好好想想自己的前途。我将来该不该结婚？如果像父母现在这样的情况，我还是不结婚为妙，那样既有利于自己的事业，又可以减少很多烦恼。

我可爱的父母们，你们要求儿女们尊重你们，可是我们到底尊重你们什么地方？请好好考虑一下，你们这样做，会给后代留下怎样的印象？弟弟还小，尚没有辨别是非的能力，他从你们身上会学到什么呢？

1984年1月22日（星期日）

晚上去火车站接妹妹，不太顺利。当我看见几个月不见的妹妹时，叫了她一声，再从她手里接过提包，妹妹也叫了我一声“姐”，只一个字，还是和从前一样，那么亲切。略略打量了她一下，胖了很多，脸圆圆的。

到家后，自然又是一番忙乱，直到11点半，妹妹上床睡觉，当她把不太沉重的冬装脱了之后，我看到她确实丰满了许多，尤其是那两条大腿，粗粗的。看来她已经适应了武汉的生活，并且生活得很好。本想和妹妹说说话，但考虑到她坐火车太累了，便让她静静的睡觉了。

爸爸和妈妈又和好了，开始讲话了。早晨，妈妈还在生气，躺在床上，10点多才起床，还是我和弟弟去叫她起床吃饭的，后来，家里来了一个客人，于是父母就说话了。也许他们觉得被客人看出来不好，加上妹妹晚上要回来，家里已经有两个孩子知道他们吵架的事，不能再让第三个孩子知道，所以他们说话了，我很高兴，也很奇怪，吵架越凶，和好得越快，这是什么道理？

1984年1月23日（星期一）

早上，妹妹在整理她的信件，我不得不吃惊，她一个星期收到的信，竟然比我几年收到的信还多，真是朋友遍天下啊！

和妹妹聊天，她告诉我：

武汉的公共汽车很怪，售票员不报站名，一到站，售票员吹哨子，只听“哔”的一声，司机停车，乘客上落车。

有人说，某某工学院是个修道院，院长就是红衣主教，我们都是他的圣徒。在外头说话要三思而行，在某某工说话要九思而行。院长是多么厉害，考试时又是多么严谨，连草稿纸都不准带，也不准带垫试卷的本子、纸、垫板等。

武汉下了三场雪，下雪时是怎样的，过不了多久，雪就变成了冰，滑溜溜的，走路时生怕摔跤。

在那里有钱买不到东西吃，那里的面包硬硬的，酸溜溜，晚上晚自习后，只要有一个人冲牛奶喝，那么全寝室的人都会动起来，每人冲一杯牛奶喝。大概是条件反射吧、

……

上午，李叔叔全家来了，准备去深圳，在我们家停留了三、四个小时。他的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可爱极了，尤其是那个男孩，大方、懂事、有礼貌，能说会道，加上他那一口标准的京腔普通话，真有趣，不愧是生长在首都的儿童，说话也够有水平的。比如他看一本书时，他会这样评价：“这本书是文化大革命时的格调。”我真不敢相信，“格调”一词能从一个初一的孩子嘴里说出，真不愧是大编辑的儿子，他还会把橘子剥好分给我们家的人。在饭桌前吃饭时他的种种怪动作，令人捧腹大笑，他母亲说他是大活宝。比他小一岁的妹妹文静些。她问我们玩不玩“踢包”。我和妹妹连这个词都没听说过，原来她说的踢包就是踢毽子，只不过把毽子换成沙包而已。

李叔叔问我：“张某，毕业后想不想去去深圳，到深圳特区报工作？”

我说：“想呀。”

“真的还是假的？”

“当然是真的。”我很肯定地说。

爸爸说：“她就是想当记者嘛。”

妈妈说：“那好呀，她就是不想当老师。”

如果我真能当上记者（最好是文艺部的），那将是我最大的满足，到那时，我可以认为我的理想已经实现，剩下的就该是好好奋斗，干出一番事业来。至于说到愿不愿意离开广州，我倒无所谓，只要深圳有我的事业，我将毅然而然地前往。天知道好事情会不会落到我头上，加上我并不知道学院的分配计划如何，据说师范院校的毕业生是不能离开教育系统的，也许到时我得走迂回调动的道路？！且不管这些，静静等待吧，看事情能否成功。

  （3298 题图来自网络，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