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大学日记（连载）

当年日记本扉页的一句话：从今天开始的生活，会怎样？

我的青春谁做主？大学时代的原始记录，四年大学记了60余万字，除了个别错别字，一字未改，堪称原汁原味。

         70.“奖”得到了不求索的，不愿与书本观点唱对台戏

1982年10月25日（星期一）

一大早回到学校，进课室，发现我的桌面上有两条新枕巾，我莫名其妙。枕巾下压着一张纸，一看才知是奖状，奖状上写着我的大名，上学年被评为工作积极分子，更加奇怪了。记得开学时，我们评选了三好学生和积极分子，我糊里糊涂就当选了，那时我并不知道自己被评为哪类积极分子。如今一看这奖状，我反而不好意思了，在班里我无一官半职，也没做什么具体工作，怎么会成为工作积极分子呢？也许我这人没一点地方出色，既然同学们选了我，班干部或校领导就随便安个头衔给我吧。不管怎么说，我很难接受这张奖状和奖品，我怕更多的同学看见，马上把奖状折成四折放进书包，枕巾也胡乱塞了进去，心中很不坦然。我不愿意接受别人施舍的东西。可是转念一想，班里同样有一位不是班干、也没做什么工作的工作积极分子，既然她接受了，我为什么不能接受？再说生米已煮成熟饭，怎么摆脱呢？如果我把奖状退回去，那么同学们又会说什么风言风语呢？想到这里，我心里踏实多了。既然评上了，就要吧，今后加倍努力就是了。

回到家，等家人都上班上学后，我才悄悄把枕巾放入衣柜里，锁了起来，没有任何人知道。我明白如果让他们知道，又会到处给我张扬出去，我这个人呢，现在非常讨厌听表扬的话，听得多了，对自己并无好处。我把荣誉、地位看得如浮云一般，比鸡毛还轻，我已是一个有一定生活经验的青年了，知道自己该怎样做。

我求索我得不到的，但是我得到了我不求索的，矛盾吗？看起来矛盾，实则不矛盾。在你求索你得不到的东西时，你同样可以得到你并不需要的、没有把它放在心上的东西。这也许是矛盾在一定的情况下达到了统一，矛盾的辩证关系的表现形式吧。

赖同学把我要的《红旗谱》送来了，还一再说来迟了，因为我让他最好上星期帮我借到。今天他告诉我，报社的图书馆没有这本书，他是跑到亲戚家去借的。我真的很过意不去，诚恳的谢谢了他，请他坐一会，他说饭还放在炉子上，必须马上回去。我也就没有挽留他了，他骑上自行车匆匆走了。

如果每个同学都像他那样，答应你的事就一定办到，而且不怕麻烦，那就好了。

1982年10月26日（星期二）

每到夜晚10点半，就是我开始记日记的时间了。今天该写什么呢？

一个星期以来，我每天都在啃一本厚厚的书，苏联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卢那察尔斯基的《论文学》，并看得津津有味。

作者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客观评价了世界著名的作家，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契科夫、歌德、海涅、左拉、普希金等等，分析这些作家及他们的作品，有独到的见解。我在读这本书时，常常在心里说：“这话说的对极了”、“好极了”，并且摘录了比较好的观点，无非为今后写分析文章提供些资料。总之，看了这本书，我受益匪浅。

但是，从书中我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作者有时候说话过于偏激，在现在看来，有些话放在我国的国情上来说就是有点左倾倾向，这也许是时代、社会、作者个人思想的局限。比如作者在评价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时，前面都分析的很到位，到了最后一段，作者写道：

“不过，我们应该在这里竭力强调一点：一方面，我们应该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中吸取教益，另一方面，我们却不可以向陀思妥耶夫斯基学习。不可以同情他的处境，不可以模仿他的风格，谁要是这样做，即是说，谁要向陀思妥耶夫斯基学习，他就不能成为建设事业的助手，他就是落后的、腐朽的社会阶层的表现者。”

不知道别人看了这段话是怎么想的，反正我觉得很不是滋味，这段话言重了。很难想象，向

陀思妥耶夫斯基学习的人，“就不能成为建设事业的助手”，就是什么“落后的、腐朽的社会基层的表现者”。也许我没有很好地理解原文，也许和我的知识面和个人阅历有关？这让我想到另外一件事。斯大林说过：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后来发展成“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些说法我都不同意。要知道，虽然作家写出的作品对改造人类灵魂有作用，但是，改造一个人的灵魂，必须通过各种途径，政治、哲学、道德，还有现在最时髦的说法就是建设精神文明，并不是作家一部作品就能做到的。卢那察尔斯基的话，那是贬低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过分强调了作家对一个人的影响，而斯大林的话，又过分拔高了作家的作用，两者都有片面之处。

再说到我国当前的文艺状况。有许多人也把道德风气的好坏归根到文艺作品的影响上去。前文已说过，我并不否认作品对社会、对人的影响，我要说明的是，对任何东西都不能过分拔高它的作用或有意降低它的影响，这样必然适得其反，于是乎，就会引起人们的反感，中宣部禁止发行刊有《春天的童话》的《花城》杂志就是明显的例子。

卢那察尔斯基在1918年说过：“无论我们做过的事情中有许多渣滓和错误，我们总能以我们在历史中所起的作用而自豪，并且无所畏惧地把自己交给后代去评判，对于他们的裁决没有丝毫的怀疑。”这段话说的还不错，让我们的后代去评价我们如今做过的事吧，正像我们现在评价我们的前辈们所做过的事一样。在任何问题上保持清醒的头脑是非常重要的。对任何问题、看待任何事情都必须持客观的态度，不能凭自己的爱好来处理问题，一味地吹捧或一棍子打死都是不可取的态度。

1982年10月27日（星期三）

为了分析《红旗谱》，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我又要重看这本书了。边看边把自己需要的内容用小纸条夹住。幸亏这部小说的情节很吸引人，于是我很快把它翻完了一遍。如果这书像《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那样无趣，那么我相信自己很难把《红旗谱》这本厚厚的书啃完的。

看完此书，我对自己要分析的人物形象朱老忠有了较深刻的了解。我把《当代文学史初稿》里的有关内容看了一遍，又把《当代文学概论》和《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讲》的有关内容也看了一遍，惊奇地发现，这三本书对朱老忠这个人物的看法是一致的，没有半点不同的地方，看来这个人物形象已经得到了人们的承认，人们公认他是当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一个艺术典型，对他的评价非常高。我对这些观点也是赞同的，本来嘛，得到公认的文学形象那就是无可非议的，何必要硬着头皮去钻牛角尖，否认别人的结论，自己去独创，和别人唱对台戏呢？那样做是很不值得的。

老师一布置我们做作业时，就要求我们把自己的观点亮出来，可我一次也没做到。其实，对这个问题应该具体分析。假使我的观点和书本上的观点一致，就等于我亮出了自己的观点，而老师的这项要求，纯粹是让我们和书本唱对台戏，对台戏是要唱的，但也必须分场合。有些老师嘴里说赞同大家有不同的意见，但如果你的意见和他的不同，写成文章交上去后，老师就会在分数上卡你。理由是道理讲得不够清楚，理由还不够充分，这一切实际是在表明：谁敢不同意我的意见我就给个低分。这样做未免太主观了。

再则，要求同学们亮出自己的观点，那么老师首先应该有勇气说出自己的观点。有些老师是这样的，上课时他从来不发表自己的意见，照本宣科，怕担风险，自己都做不到，还怎么要求学生做到？虽然我们同学之中也有少数有为之士，很直率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但结果并不好。这些同学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后，如果碰上一位比较随和的老师，意见错了他会给你指出来，这件事就算过去了，如果碰上一位不随和、爱打小报告的老师他就会把你的文章上交院领导，那么，一旦领导亲自过问此事，重者会在大会上不点名批评，虽说没有搞前些年的“上纲上线”，但也是够你受的。

我们都是青年，都有分析问题的能力，由于我们的阅历不够丰富，有时候的看法可能是错误的，这是不可避免的，我们需要的是多方面的引导，而不是大会小会上枯燥的政治说教和批评。如果我们遇到的都是点名或者不点名的批评，我们会受不了，也许还会为自己的前途、命运担心。为了避免这个问题的发生，除了领导的责任外，我们应该这样做——在自己对一个问题还没有考虑成熟的时候，特别是一些政治问题，你可以把自己的初步想法写在日记里，最多也只能和你的知心朋友讲，万不可轻易地把自己的想法公诸于众，以此来证明你正在探索问题。要知道，我们的现实生活是很复杂的，生活在社会里的人就更复杂了，有人爱打小报告，把你的话歪曲了再传出去，加之消息传起来（尤其是坏消息）是非常快的，它似乎比小男孩争先恐后跑去跑去告诉人家还要快，比女人们隔着篱笆墙喊着告诉邻居还要快。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们必须谨慎从事。过于直爽而不考虑后果是不可取的。我们应该对自己负责，这是最低的要求了，且不提什么对人民负责、对党负责这些大口号，如果提了这些大口号你又做不到，那就是空话，何必把自己现在还没有能力做到的事情大肆渲染，唯恐别人不知道呢？

 真没想到，今天的日记写得这么长，该收笔了。

不知不觉70集了，感谢大家不离不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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