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义之人 第五章 义举：无私给予回报感天地

                     二. 阮玲玉在羊城复活了                            

下面，我们想借用一位文学爱好者的笔墨，用她刊发在1995年4月22日《广州青年报》上的一篇随想来看看张友生和他的福寿仙是如何赞助高雅艺术的。这篇文章以细腻的笔触叙述了《阮玲玉》在广州上演前令人回味的经历和曲折。

                        售票二成   上座九成

                    《阮玲玉》成功的背后

大学生们说：《阮玲玉》太感人了，我都流泪了。

话剧界行家说：《阮玲玉》太棒了，有种震撼人心的力量。

我的记者朋友们说：好久没看过这种高品位的艺术了。

饰演阮玲玉的徐帆说：“这里的观众太安静了！”

3月12日至14日，一连三晚，友谊剧院内少有的寂静，观众席上多少存在着费解的吃力感，专注地凝视着舞台上那硕大的摄影棚，每一句台词，每一个眼神都不放过，思索似乎超过了感情上的直觉。

一个摄影棚就是它唯一的布景，多少哀怨故事、悲喜交加都在这里展现。精巧的戏剧结构，不落幕，不分场次，虽有时空的切割、转换、对接，却圆转灵活，一气呵成，意识流的跳跃感，纪实与象征手法的巧妙融合，恰到好处的表达了全剧的意境，体现出一种浑然的悲剧美。

掌声，一次又一次响起；谢幕，一次比一次虔诚，台上台下有种难得的共鸣，广州的观众终于从思想上艺术上接受了《阮玲玉》，并欣赏到徐帆、谭宗尧、濮存昕、杨立新等的精彩表演。

    是谁挡不住观众的脚步，使他们放弃呆在家中的舒适，冒着潇潇春雨来到剧院？是谁把这么精彩的话剧带到广州？是中国著名的皇牌剧院——北京人艺，是艺术的魅力。

是谁促成了北京人艺的广州之行，让阮玲玉能回到故乡？是广州福寿仙保健品厂，是张友生。仅凭这点，其中的社会效益就不可估量。

法国雕塑家罗丹说过，美是到处都有的，只是你的眼睛没有发现，悲剧，是一种高层次的美，而话剧《阮玲玉》是一出极其感人、极其哀伤的悲剧，是艺术瑰宝中一颗璀璨的明珠。《阮玲玉》在北京上演了51场，场场爆满，但在商业气息极浓的广州，在被某些人称为“文化沙漠”的羊城，如此高雅的艺术，人们愿不愿意接纳它，又会不会欣赏它？这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有识之士均认为，迈向国际化大都市的广州，不能没有高雅艺术的一席之地，不能总让 流行音乐占据广州的舞台。

严峻的现实摆在面前，敢不敢将话剧这种高品位的艺术引来广州，需要胆识、气魄，而一旦将它引入，无疑是一种冒险。从这方面来说，许多大企业不敢做的事，这个不大的福寿仙厂做到了。

为了阮玲玉是广东中山人，为了告慰这个饮恨辞世60载的幽怨的灵魂，为了让高雅的话剧艺术走进人们的心里，为了弘扬中华民族的国宝艺术，张友生厂长以他过人的胆识和超凡的魄力，断然决定出资20余万元，邀请北京人艺来广州演出，让广州人在高雅艺术的殿堂里，摒弃一些世俗的习气，经受身与心的洗礼。

如果从票房收入、经济效益的角度来考虑，张友生绝不会将20多万元在短短的一周内投进话剧上，因为众所周知，话剧在中国一直不景气，北方稍好些，在广州话剧简直没有市场，人们知道“四大天王”、流行音乐、相声、小品，唯独没有话剧的概念。

1991年，同样是北京人艺来广州公演话剧《天下第一楼》，上座率只有三成，三成人中，还有不少人看戏时嗑瓜子、吃零食……这对于北京人艺来说，他们的心情有酸有苦有辣，唯独没有甜。如果没有张友生的鼎力支持，北京人艺是否会打消来广州的念头？

时隔四年的1995年3月，北京人艺的再次南下，等待他们的是喜还是更忧？恐怕连人艺的艺术家们心中也没底。

1995年3月，对于张友生和福寿仙人来说，亦是一场严峻的考验。福寿仙厂虽以支持社会公益事业，赞助文化事业闻名，但他们资助的多是些业余的文艺团体，而资助北京人艺这样一个全国一流的高水准的正规的艺术团，这是建厂以来的头一回，而且这个正规的艺术团体，偏偏又演什么很不景气的话剧，这对福寿仙人来说，工作的难度可想而知，但他们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了。

2月20日，距北京人艺演出前的20天，《阮玲玉》新闻发布会召开，省市电视台、羊城晚报、南方日报、广州日报等各大报社的记者进行了现场采访。

3月10日，北京人艺53名演职人员到达广州，当晚福寿仙厂特意召开了欢迎酒会，省市有关领导梁灵光、寇庆延、刘斯奋、姚蓉宾、李碧贤、阎宪奇、李毅等都参加了酒会，表现出对北京人艺的极大兴趣，但传媒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各大传媒见不到有关北京人艺的片言只语。

2月28日起，福寿仙厂为此次演出投入了8万元的广告费，希望能造成一种轰动效应，让广州人能买票看话剧。尽管有心理准备，但结局仍大大出乎意料，三场演出总共才卖出300来张票，此时离12日的首场演出只有2天！福寿仙既然敢请北京人艺来广州，就会给北京人艺最好的演出条件、最好的观众，绝不会让北京人艺失望！张友生当机立断，决定给省市话剧团、大学生赠票。于是福寿仙的公关部给中大、中山医科大学、华师大、华工等8间大学送去了话剧票，向市人大代表、省委、市委等党政机关送票。这就是卖票率只有二成，上座率却超过九成的原因。

许多省市领导都看了话剧阮玲玉，并给予极高评价。任仲夷老书记看了演出后对张友生说：“我好久没有看到这么好的话剧，真是太棒了！也感谢你为广州文化事业做了件好事。”邬梦兆副书记在接见演员时说：“你们演得太好了！你们的到来，给羊城带来了话剧的春天。”

与1991年那次相比，北京人艺这次没有受到冷遇，他们受到的是热捧，热捧的背后是有原因的，那就是张友生的美好愿望——振兴羊城话剧事业的崇高理想。

话剧《阮玲玉》在广州演出的成功，无疑是一个企业家为我国高雅事业推波助澜的最生动的体现。早在演出前，作为赞助商的张友生就将此次演出明确定位为非商业性质，旨在为弘扬和推广我国高雅艺术尽力，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演出前，张友生安排专人不辞辛苦地奔赴各大专院校广泛联系赠票事宜。难怪一位资深的娱记在欢送阮玲玉剧组的酒会上动情地对张友生说：“北京人艺两度南下羊城演出，两年前的第一次我也采访了，但那可是一杯地地道道的苦酒，上座率才三成左右，散漫的观众几乎要爬到舞台上了，如果说广州人不接受北京人艺，只能说是广州的损失而非北京人艺的损失，而这回《阮玲玉》在广州的成功上演，而且一连三场，福寿仙厂功不可没啊！我们也终于喝到一杯美酒了。”言毕一饮而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