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伦理基础，基本上是源于儒家思想。儒家是从亲亲之爱为出发点，渐渐向外扩散，从亲情、友情、爱情，扩张到对于社区，对于家乡，对于国家，最后对于天下的爱。然而这种爱是有等级层次的，儒家强调，对于亲人的爱必然要高于对于邻人的爱，否则的话“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当然，被孟子骂为“无父”的，就是墨家的“兼爱”思想。

兼爱的思想为什么会遭到儒家强烈的攻击？因为这种试图建立一种普遍的爱为基础，在此上再建立孝道亲情的伦理体系在儒家看来是倒转了方向。墨家并不是要否认孝道，但是试图从普遍爱的基础上，再来重新找回到孝的立足点，墨家的潜台词是：既然你爱所有的人，当然更应该爱自己的亲人了。但这种倒立的论述是儒家难以容忍的，因为这种以普遍的爱为根基伦理，是与当时儒家要维护的封建制度相抵触的。当亲情高于社会普遍感情的时候，以区域自治，宗族为单位的社会构成才具有稳定性，而如若以天下之爱为根基，那么就会为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提供理论依据，所以孟子才会破口大骂其为“禽兽”。但要注意的是墨子的被骂不是因为他们否认孝道，而只是把没有把孝道作为伦理的基础。

因为以亲疏关系定感情的深浅，所以中国人才会勇于私斗而怯于公战，但是，在生产力和交通力低下的农耕社会里形成的熟人伦理必然会受到商业化时代的冲突。因为在一个商业社会里，人摆脱了耕地的束缚，被动或主动地投入到陌生人的世界里去寻求生活。在一个普遍陌生人的环境中，这套伦理就变得脆弱而力不从心了，因为狭小的熟人环境形不成一个作为底线的公德，因为底线，被儒家死死地限定在了宗法血缘里。我造出有毒的食品，危害了公众安全，但我只要不让亲人朋友食用到，在中国人眼里，他还是守住了道德底线的，所以他并没有什么深重的罪孽意识。

与中国被锁死在血缘或类血缘里的伦理不同，基督教文明的爱则在儒家同时代就完成了对此的越超。耶稣到人间来，并没有向世人去大力宣传亲情、友情、和爱情这些世俗情感的伟大。他没有过恋爱；他有时把自己的门徒称作朋友；他也没有给圣母玛莉亚什么特殊的恩惠和福祉。因为耶稣来到人间，不是为了向人类重复这些世俗中已经有的爱。事实上，对于世界上任何已有文明的民族来说，亲情友情和爱情都不陌生，而耶稣并不是一个世俗感情的宣道者。耶稣的降临是为了向世界展示上帝对于全人类的爱。这种爱当然是超越的，完全精神性而无关世俗与功利的。因为上帝爱人，所以才会造出人来；因为上帝爱人，才让他唯一的儿子耶稣到人间道成肉身救赎人类的罪孽，从这个角度来说，所有人都是因爱而生，又都是因爱得救。而这种博爱，是缘自于上帝的，所以超越了所有的世俗间的具体的爱，这里面当然包括了亲情。所以当有人对耶稣说：怀你的胎和乳养你的有福了时，耶稣回答到：是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在这里，耶稣完全是神性的，他带领信徒彻底超越了物质的束缚而达到了精神上的爱。人之所以有福，不是因为她诞下了圣人，而是她敬仰神，承认来自于神的更高的爱。因为亲情的爱，还是物质的----如那个女人所说----是子女受到了父母物质上的给予而存活的一种感恩之情，所以这种来自于亲情的爱定会被物质所限制。如果你爱你的父母是源于父母给了你肉体上的生命，那么这里的前提就是你其实更爱你身体，这种爱立即就被物质化和世俗化了。

这种超越的爱，构成了基督教文明的社会道德基础。因为我要感知神性，要向上帝和耶稣一样地爱一切人，所以这种爱是最高的。因为我爱所有人，所以我当然也要爱我的亲人友人爱人。

这种精神上的超越，意义是重大的。

但墨家的兼爱思想不也是如此吗？确实，墨家说：若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犹有不孝者乎？似乎也是从广泛意义上的抽象的爱回归到具体的，对于身边人的爱，但和基督教的博爱不同的是，这种兼爱并没有任何精神性，也就是没有实现对于世俗的超越。沿着墨子的话往下读，他从个人层面的爱人及己，推到大夫的爱人及已，再推到诸侯间的爱人及己，最终到达了他兼爱的终点：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我们会发现，墨子的兼爱最终还是落到了“天下治”这一世俗化的理想上。所以这种兼爱，在墨家那里成为了每个人为了让天下变得更好而用理性完成的最优选择。当然，这种最优选择显然是脆弱的，因为“天下治”的理想实现比亲情间的天伦之乐更加困难，一旦现实离理想长时间相距甚远，那么这种兼爱自然会动摇，只有精神上的爱才会越超了世俗上无常的变迁达到一种永恒的状态。于是兼爱思想，比儒家的亲亲思想更早地遭到了抛弃。但是，基督教文明经历了从其文明本身诞生出的科学的持久考验，却从未被真正动摇过，无论是进化论、原子物理、相对论还是大爆炸理论。因为任何物质上的新发现都动摇不了精神上的，绝对的，来自于神的爱。

耶稣的博爱和墨家的兼爱，一个是精神的，一个则是物质的。

当然，只有精神的爱是不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