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医院董事会不同意给我分期，因为这样会破坏医院的政策。到了医院我才明白，手术费并不贵，7000美金，但住三晚医院，费用却高达18000美金，平均每晚6000美金，根据医院政策，没有买保险的病人更要事先一次性付清医药费。其实在这之前，我也考虑到了这个问题，因为对医院来说，我只是一位游客，随时可以以走了之。所以我一位在一家美国大保险公司高层做事的朋友主动要用自己多处的房产做我的担保人。我马上打电话向她求救。医院态度非常强硬，仙蒂和他们谈了很久，提出了许多方案，包括她先寄一半钱，让我先做手术，七天之内，她一定把余下的款项寄来。但对方摇头，没有半点商榷的余地：“那你就等七天嘛，钱到了再做手术。”

怎么可能在短短的时间里筹集这么多钱？也不能这么做。我准备放弃，因为深知，美国的经济下滑得利害，股票大跌，裁员又多，而且亲朋好友的孩子都是刚刚开学，就是暂借，我也不好意思开口。朋友在电话中极力说服我，这是关乎我一生幸福的机会，实在不应该放弃。
我要求见主诊医生芒特，我的决定应基于他对手术的信心。足足等了四个小时，芒特医生出现在我面前：他告诉我，星期五的手术取消了，因为董事会主席说了“不”，在经济方面他无能为力，但他对手术绝对有信心。芒特医生诚恳地对我说：我尽全力做好手术，我无奈地答道：我会尽力去凑钱。


回到了酒店，我思想斗争激烈，做吧，我实在开不了这个口，不做吧，就这样白白放过这个机会，万一以后再也找不到芒特医生了呢？那我岂不是又打入了十八层地狱？终于，我拿起了电话。
我往不同的州打电话，每打一个电话，金额就上涨一次，很快凑齐了二万五千美金。根据医院的要求全部用的是信用卡，这是最快的过数方法。第二天，我给医院打了电话，说可以在星期五交钱，但我要求在星期一做手术，那是最快的日子了。医院同意了。于是乎，星期一，我拖着行李出现在手术室。

一位慈爱的老太太，走到休息室四周看看，轻轻地问道：“谁是Adeline?”我知道，是轮到我进手术室了。我把大件行李留在了接待室，他们会等我做完手术后，直接送到我的病房里。我随身带了的重要物品，如电脑，证件等，他们帮我贴上印有我名字和主治医师名字标签，锁进了一个柜子里。


我在小房间换了手术服，然后化验血、小便，因为手术太仓促了，香港方面还来不及把我以前的病史送过来，只听到麻醉师在喊，注意，没有病史！我的口述就成了他们惟一能依据的东西了。我也有点紧张，医学名词谁搞得懂，他们找来了一位亚裔的麻醉师，他用英文向我自我介绍说，他是半个中国人，另一半是马来西亚血统，他会说闽南话，我也只能礼貌地对他说：还是用英文沟通吧。这是另外一位麻醉师，在另一边大叫：“I do Chinese, I do Chinese.”我试着用国语、粤语及上海话和他打招呼，但他全无反应。


芒特医生的两个助手都来了，他们也换上了手术服，一位坐在我旁边陪我谈天，另一位用急速，带口音的英语向我说了一大通，我一点都不明白，我让他用简单的辞汇再复一次，这下听懂了，原来他们要我签一份同意书，同意他们采用一种新的材料，我说我要看过档才能​​决定。我很感谢我的堂妹敏和堂哥，他们为我的病收集了很多资料，也正是我曾看过这些资料，所以当莱蒙医生拿了档来给我签时，我完全明白上面写的是什么。他们用的是一种可以和自己骨头融合的材料，这种人工关节的寿命一般是20年。我在档上签了字，也把手术同意书签了。跟着，我被送进了手术室。


赛纳医院是一家犹太人开的医院，全部都是单人病房，有独立卫生间、电视音响和电话。手术后，我被送入其中的一件单人病房。除了和护士通话的呼叫器很有用外，还有就是可以控制自如的病床也让我感到舒适无比。所以也不需要特别的近身服务。我感到口渴，护士送来了冰冻的饮料，晚餐十分之丰富，但我怕呕吐，只敢喝了一碗汤。
第二天一早，芒特医生的助手莱蒙医生来到我的房间，他一进房间，就高兴地告诉我，手术非常成功，简直可以用完美来形容​​。他说：“你今天就可以坐起来，可以的话你还可以走路。”昨天当我在手术室从麻醉中苏醒的时候，正在替我拍X光片，我想他肯定是看到了片子，我没有看片子，也知道手术做的十分好，因为在那几十年疼痛缠扰的部位，现在却是出奇的舒服，虽说如此，但伤口还在流血，身上多处还吊着管子。在香港做这种手术，起码要在床上躺一个星期。我不太相信他的话，我只追着他，问何时可以见到芒特医生，因为我担心出院的问题。自从芒特医生同意我可以手术后直接从医院回香港，全医院的人都在骂芒特医生疯了，怎么能让一个手术后第三天的病人，单独坐飞机，飞行二十二小时，谁都知道，全髋关节换置手术后，不能坐直90度，最易脚部血栓塞，最可怕的要是脱位，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我所认识的所有人，没有一个不对我这种做法做出强烈的反应，连我敬重的为我推荐芒特医生的陈医生也强烈反对，他坚持要我在美国起码住上两个月，他不能想像我在飞机上怎么办，“你是需要别人照顾的”。当他知道芒特同意，气得连说，“他太自信了，太自信了。”最支持我的一位朋友，是在美国最大的保险公司高层做事，专门和医院打交道，她急的也在电话里大叫：“你不了解美国文化，产妇流着血，他们也会签字让她上飞机的！”
说实话，我心里也紧张，虽然我知道，只要回到香港，就可以入住医护条件一流的护理医院，但路上会发生什么事，我一点把握都没有。我致电回香港，向我最信任的一位医生咨询，他是香港医管局的顾问医生。他告诉我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有关节脱位的的可能，全靠主诊医生的临床诊断，也就是说，只要主刀医生同意，可以回港。他的话增添了我的信心。


但是一路上我是否能照顾自己，还是个疑问。因为我买的是菲律宾航空公司的来回机票，我必须回到三藩市上飞机，到马尼拉再转机回香港。而由巴尔的摩去三藩市，还必须在匹兹堡换机。全程加上时差，整整两天时间。
吃完早饭，一位金发的年轻女子来到我的房间，她自称是物理治疗师，不由分说把我从床上拖起，我有些惊惶，连连说：“还未坐过，怎么就走？”居然，我扶着助行架，走出了几步！


下午，芒特医生穿着手术服，乘着手术间的空档，带着莱蒙医生来看我，他叫着我的名字：“Adeline，don't worry any more，I did a great job!” （不用再担心了，手术做得非常好！）我衷心地感谢他，因我已明显的感觉到，以前令我日夜坐立不安的痛患处，如今却出奇的舒服。但为如何回家的忧虑占了上风，芒特医生听了我的长途旅行细节，不禁也皱了皱眉头，原来他的病人最远是回到加州，五小时的旅程。 “I will do something!（会有办法的）”临走，他拥抱了我。


我的事传遍了医院，连着两天，进出我病房的人没停过。当医院的社工丽莎、顾客服务部的敦能、芒特医生办公室的护士长依瑟、病房护士邦妮和我，我们五个女人在一起叽叽喳喳讨论研究的时候，我心升歉意，是我给医院出了难题。我不好意思地问：“你们是不是觉得我也太疯狂了？”她们异口同声地说：“No，you are a brave girl，we are all proud of you!”（不，你是一个勇敢的人，我们都为你感到骄傲！）


医院没有按常规，在三个晚上后让我出院，反而替我输了500CC的血，我知道，我并不贫血，此举是为了增加我的体力。除了用药物防止血拴塞，医院还送了我一副单拐，鼓励我在飞机上行走。考虑到机上和机场的座椅和座厕，都不符合我这类病人使用，她们又自制了加高坐垫，又怕那些椅子太硬，还找了一个厚厚的软垫让我带上。

9月12日，我真的要出院了。清晨六点半，莱蒙医生就来和我告别。看的出，他有些担心：“你想清楚了，一定要今天走？”他忧郁地看着我。我坚决地点了点头，他紧紧地握了我的手：“God bless you!”（上帝保佑你！）


珍妮，芒特医生办公室的护士，她最心疼我，曾打算把我领回家。那天是她的休息日，她还是开车回到医院，和丽莎一起打点一切。
医院付钱为我叫来了计程车，她们不想节外生枝。出租车门前，丽莎恳切地对我说：“千万不要失踪，尤其不要在马尼拉。”我微笑着说：“放心啦，真要发生，我会挑三藩市。”她说：“我同意，那是一个美丽的城市。”
我带着她们的祝愿和忧虑，带着芒特医生对航空公司的保证和建议，带着许多辅助装备，上路了。
事先已想到，我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三藩市到马尼拉的这一程，足足要飞十三个小时。可是，没想到的事实上的考验超出我了想像。


我从匹兹堡抵达三藩市机场的时候，离起飞时间还有五个小时，航空公司柜台还未开始办理登机手续。用轮椅推我的地勤服务员，一个墨西哥老头，不满意我给他的小费太少，我给了他两元美金，另外又付了行李车费三元。我向他解释我从医院出来，已搭乘了两程机，真的没什么钱了。他硬要把我撂在航空公司的柜台前，并要拿回轮椅。这人蛮横不讲理，英语又不好，我无法和他沟通。急中生智，我想附近一定有航空公司的办公室，果然，就在柜台附近。我找到他们的主管，他知道我，也收到由总部转来的医生信。总算解决了轮椅问题，但他不让我随身携带拐杖上飞机。我向他解释，我必须要在机上行走，助行架在机舱里打不开，我只能用单拐，他坚持说这是“9•11”后采取的安全措施。我问他，难道你认为我这个已剩下三分气的人，还有能力用拐杖去劫机？但他不容我分辩，就把拐杖寄舱了。
好在接手推轮椅的墨西哥人是个善良的老人家，他不介意只有一元小费，服务热情周到。知道我想吃一碗中国面，把我推到机场惟一的中国餐馆，为我买了一碗香港特色的鱼蛋粉，并嘱咐我慢慢吃。为了避免去厕所，我一路上我尽量少吃少喝，已经手软脚软了，这一碗面，使我恢复了少许体力，不至于上不了飞机。
登机了，果然我用助行架无法走到自己的座位，惊动了机长和乘务长，我说出了拐杖的遭遇，机长果断地说：“开舱！”在等待拐杖那会儿，我向身后看去，包括头等舱的客人，长长旅客队伍排满了登机的走廊，安静地陪我一起等待。我向他们抱以苦笑，他们却向我点头，表示谅解。


飞机起飞了，加速，一次，两次，都不成功地凌空而起，只能回到停机坪。看到地勤修理人员拿着工具，匆匆忙忙地上了飞机时，我有点后悔平时没什么信仰，搞得现在想祈祷，也不知哪方菩萨神仙肯受理。我怕万一修理不好，换机就麻烦了；我又怕就算修好了，也迟了，到马尼拉，赶不上下一班回香港的飞机，不定会发生什么事呢。
在惶惶不安中度过了两小时，终于飞机可以起飞了，这时已是美国西部时间13日的凌晨2点了，我从医院出来，已经折腾了将近二十个小时，还未能离开美国领土。我又累又痛，加上又惊又担心，我真有点支援不住了。菲航对我算是不错了，另外送我三个位子，使我能在机舱中间的四个连体位子上平躺下来。我不敢睡觉，因为，手术后为了防止脱位，还严禁病人交叉双脚，所以睡觉时两腿之间要绑上一个特制的海绵大枕头，枕头实在太大了，我只能寄舱。所以，我也不敢吃止痛药，这样不至于熟睡，我请空中小姐帮我把从医院带来的冰袋，换过新鲜的冰块，敷着冰，听着音乐，我就这样迷迷糊糊地度过了十三个小时。


2002年9月14日，一辆救护车驶进香港赤腊角机场的停机坪，停在了刚抵港的菲律宾航空公司班机前。我在救护员和航空公司职员的护送下，被抬上了救护车。至此，结束了我23小时的飞行，将近35小时的难忘之旅。
在马尼拉转机很顺利，不过我到香港时，人好似虚脱一样，以至菲航的香港工作人员上机看我时，坚决拒绝我去移民局过关，他们指挥救护车开到飞机下面，并派人去领取我的行李，员警在机舱口拿取了我的资料，帮我办理入境手续。香港的那位顾问医生出的证明，使救护车能第一时间把我送进有着我全部病历的威尔斯亲王医院。
躺在救护车上，看到天空的蓝天白云，想着这一路的风和云，表面看，我孤身上路，但背后有多少人在护航，我才能不畏这漫漫八千里云的密、路的长，我才能有惊无险地回到香港，我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