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写侯牧人是两年前的事，现在依然想写他。这挺好。

最初听那张《我爱你中国》时有点儿讨厌，觉得它带些粗鄙。渐渐就被它感动了。感动中依然感到它有那么种粗鄙，这种粗鄙中混杂着北方百姓市井生活的真实，充满了血性。看来侯牧人有点儿两难。

如这首《我见了你就高兴》：

我见了你就高兴/就有好心情/你在我的眼里/好得说不清/你对我的微笑/温柔又聪明/你说话的声音/真是好听，好听

你干吗晃来晃去，叫我头晕/你干吗躲躲藏藏，叫我不得安宁/你不要害怕

唱到这里，侯牧人把一大群哥们儿的起哄，所有的乐器、寒暄、热闹突然收拢，然后在一片静谧中真诚地吐出：“我心里干净。”

侯牧人出没于北方的普通人家，说着好像没有底蕴的白话。就像每次我离开家到异地谋生，哥哥说的那些“到那边儿来信”之类。这是《兄弟》一歌的境界，其语言好像全无加工。“兄弟，我的好兄弟/在外面要靠你自己/兄弟，我的好兄弟/你要好好混，不要太着急。”侯牧人用音乐的深刻性，而且仅仅用音乐的深刻性，把深蕴在干瘪词句后粘稠的情感，“说”得淋漓尽致。

专辑《我爱你中国》的最重要之处，便是对“音乐深刻性”的理解和张扬。可惜音乐不是语言思维，令依托着语言媒介进行言说的乐评者无法逃脱尴尬，仍只得大量地借助歌词来作明晰化的分析。这是文字的局限。

表象的事实不会说出复杂，而音乐能说，且说得不仅限于几个结论。在这一方面，侯牧人好像比任何一位歌手都更接近了真，接近了那种不矫饰的升华和议论。

其实侯牧人几乎从不作任何议论。如果说有，这种议论不是经由语言，而是通过音乐。侯牧人好像摒弃了意义之类的价值评估，而专注于写普普通通的真实。难能可贵的是他并未就此流于浅俗。他用一种天才的方式恰如其分地将其中的价值表现出来，好像是生活本身显现了自身。如《花衣裳》中，歌者从女性身上的得到的爱情震撼就是：“姑娘你真漂亮，你的头发又黑又亮，请你穿上你的花衣裳。”侯牧人却在这些毫不深刻的方面寄予了他最深刻的感叹，这种感叹在音乐的裹挟下着实让我震惊。一种掩埋很久的本真站了起来，而这种本真被古今中外的刘巧儿以各类闪闪发光的“爱情理由”层层打扮，几乎已经看不见颜色了。

《边疆》也是这样一首歌。边疆，插队，对那一代人来说，是个埋没了青春的地方，总是演绎着一幕幕的悲壮故事。在侯牧人那里不同，这好像又是一个没有评判的故事，歌的高潮处竟然是一句“下地干活的走喽！”这兴许是当年听得喊得最多的一声吆喝。这也是一种深刻。震惊之余我想到：侯牧人不在乎已有的政治学评判、社会学评判，也没有用过来人的“吃一堑长一智”，而是从对生活中“原美”的肯定，对生命的肯定，还原了一段个人历史。这是一种多么触目惊心的真实。侯牧人始终不愿将生活刻意地升华为某种主题和道理，却一样攫住了我们的内心。大陆人因为历史缠身的委屈，往往在看待周围时缺乏平常心，一种反拨历史的强烈功利心到了摇滚乐一类社会批评性文化里，往往化为将事实向相反方向扭曲的失态和偏执。这是题外话了。

多次倾听《我爱你中国》，我不由举认侯牧人是如今对各门乐器具有最广泛理解力的大陆乐人，他远远超出了限于摇滚乐队范围的乐器观念，大陆始终匮乏的录音的观念在此也有精细得惊人的呈现。而其音乐织体的无论哪个部分，都好像被摇滚乐、爵士乐、雷吉乐、古典乐和中国民歌里里外外浸过，而变得极有知觉，极有厚度。

在我看来，这是中国大陆至今最触目的一辑新音乐，其触目程度甚至超过了“新音乐的春天”。它主要是中国民间小调在不拒绝世界的状态下的妙手幻化，而张楚、窦唯、何勇基本上属于站在东西前辈歌手肩上的探索。

我们已经习惯了用歌词的深刻程度来计量歌的深刻性，在《我爱你中国》面前，不是该反思一下吗？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十日

纸媒版本首发于《音乐生活报》？，后收入《听者有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3月北京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