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突然发现，自己再也读不成书了。这是参加工作两年以后的事。
        我要上班。我不可能在诗意来临的时刻，继续沉湎于幻想，而不去理会每天七时三十分的班车。更糟糕的是，我是一名科教记者：日出而采，日落而写，记者工作不仅占据了我的八小时，更占据了八小时以外。而属于个人的可怜的一点点剩余时间，还必须分出部分献给我的家庭。我结婚了，我想，享受权利，而不承担义务，那算什么呢？或者说，接受一个爱人和她带来的安宁，却不接受由两个人结合带来的家庭生活的琐事，不接受世俗生活中小小的快乐和烦忧，那会不会也是一种自私？我慢慢意识到，我不能为了自己自以为是的真理、信念和人生价值，而忘记了做人最起码的善良。
        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了音乐，发现了随身听。它让我随时进入、随时离开；要获得一次走神或跑题，不需要一方斗室，甚至一段闲暇，而只需要哪怕仅仅十分钟的空白就够了，比如候车、比如走路、比如排队、比如等人来等会开。总之，我的磁带一天天多起来，终于到了和所购书籍一样庞杂的程度。
        我的家离报社有一两个小时的路程。每天，过长江大桥、过汉水大桥，从武昌的这头到汉口的那头。就是在这一段车上，我写下了我大部分的文字。虽然通常，我是在星期天才将它们记忆到纸上。
        这些可怜的文字是如此浅薄，却让我快乐而骄傲。因为我以可能的方式反抗了生活，抓住了思考、感叹、审美、梦想等等等等我一直以为的一生中重要的事。对有梦的人而言，可能的方式无处不存，在贫困下、在忙碌中、在平庸里、在战乱间，只要不放弃寻求，你都可以找到。
        感谢我的妻子卢晴，是她的爱和容忍，让我有勇气任性地花去本应属于两个人（后来发展为三个人）的时间；感谢我的好友李鸿谷、王锋和《读书》编辑吴彬，若没有他们慷慨的赞美和鼓励，这些东西可能永远也不会变成文字。

              
                                  一九九六年四月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