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流行音乐越来越具有一体化的性质。此前，它被三分于三个地域内单独运作，人们习惯称之为：台湾音乐、香港音乐、大陆音乐。经过近十几年的融合，这三地的音乐已大致趋同，成为一个整体。
        如果仅仅略其大概，我们可以说，台湾音乐是一种温情音乐，其实它是非常独特和原创的，因为泛滥，因为大陆大面积的模仿，这一点反而看不清了。校园民歌以降，这温情音乐逐渐发展至圆熟之境，也几乎走到了它的尽头。从近年台湾出产的大量作品，我们不难看到这个结果。新出现的“巨星”无一不是前代“巨星”的倒模或翻制——它已经新意乏陈了。香港音乐是一种殖民地音乐，填词是它的主流，长期盛产的是欧美音乐和日本音乐的粤语版。当然，它现在也唱不太下去了。所以，都有一股内在的驱动力，希冀着这音乐会有所改变。
        而中国流行音乐整个十年的发展，可以简单地视作港台音乐向大陆扩散的过程。这过程一方面完成了港台音乐在整个中国的传播，一方面促成了大陆流行音乐产业的诞生，这产业的模型则是港台唱片制造业。在三者的相互作用下，一个共同的局面出现了：从1994年开始，香港、台湾和大陆的流行音乐都彼此类似地形成了显著的三块——流行生产、个人创作和另类群体。流行生产三地是类似的，机制类似音乐类似，包装化、偶像化，绵绵风；另类群体也是三地类似的，大陆有摇滚，台湾有地下音乐，香港有独立制作，三者都呈现为一种极为西化的声音；个人创作三地都小有所成，台湾有以罗大佑为首的一小撮，在香港可拿许冠杰、达明一派、Beyond等凑数，在大陆则以崔健、张楚、侯牧人等为代表。这一体化还在进一步深入，不光是面目上的大致相同，体制上、创作上的渗透都会升级。大概从1992年开始，台星入港走秀、港星入台发展、大陆人与港台签约开始频繁，今后，这种情形将加剧，更多的唱片将在三地的合作中完成，三地歌手、音乐人的串位会更频繁、更深入、更长期地进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越来越多的作品将分不清是台湾唱片、大陆唱片还是香港唱片。而中国的音乐资源和音乐传统，将在这个过程中影响得更深刻、更广泛，像在罗大佑《恋曲2000》中表现的那样。
        至此，我们可以简单地前瞻了。制作方面，危机已经暴露，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略有述及。香港在抵制罐头音乐，台湾音乐不灵了，大陆听众开始不买流行制品的账，便都是这危机的具体表现。港、台、大陆在变成同一副脸孔，制作能力越来越高，制作的东西越来越多，机器批量的性质越来越明显，人的痕迹越来越少，听众的兴趣也越来越小。于是谭咏麟会从万人争睹到乏人问津，而越来越多的巨星会进入这乏人问津的队伍：叶倩文、郭富城、刘德华，都可能。他们之所以还能够支撑，是因为还可以重金去买那些优秀的作品去唱。等到这样也不行了，就会找来新的面孔来刺激消费，这就是制作的规律。但制作的规律中还有致命的一条，就是如果支撑制作的创作也有了患癌的迹象，也成了制作，新面孔将失效，唱片业就不得不另去寻找转机，着手去扶持一些新事物。目前的整个中国流行音乐，就正处在这个转机的当口。要不了多久即会出现主流音乐的换代。
        创作方面。创作是个人的行为，是个人生命的结晶，然后再依靠唱片出版业，把作品公诸于世。创作从来不会少，也从来不会多。未来创作的崛起，将会出现在三地20-30岁的这一代人身上。由于他们生存的背景，他们的创作将出现农业时代／工业时代，本土文明／外来文明，个人体验／社会情绪两种界面，新的声音可能将突出地表现为四种：科技化的声音如计算机音乐，工业化的声音如噪音，国际化的声音如舞曲和信息，返朴归真的声音如田园风味。另类是创作中的一个群体。由于受潮流影响太重，他们还不大怎么会独立地表达自己。未来之于他们，是本土化和现实关怀的迢迢之路。由于制作面临转机，新的创作会更多地进入商业，成为中国流行音乐的主流音乐。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

纸媒版本载《我听到了幸福》，三联书店2003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