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秋，我在英国赫尔收到一件来自中国的邮包，打开来，是武汉一支乐队的唱片小样。我把唱片放进播放机，传出来一个女孩子清亮而幽暗的声音，居然是英语，每首歌都是英语。我把音量放大，引得隔壁尼日利亚留学生阿布探过头来问：什么唱片？我回答说中国唱片，他说真奇怪。

是的真奇怪。这个乐队名叫“跳房子” （Hopscotch），主唱是武汉二中还在上高中的17岁女生田原。我是武汉出来的，从武汉出来的十几个留学生聚在一起天天说中文；在赫尔的差不多400位中国人是一个松散的圈子，碰到一起同样天天说中文；而“跳房子”乐队的所有成员都是武汉人，都在武汉，他们却唱着英语。

这一张叫作“A Wishful Way”（想往的方式）的唱片，在2003年1月正式出版了，它是我听到的大陆第一张全英文创作专辑。之前中国人唱英文的也有，一是在台湾，特别出名的歌手会出英文专辑，翻唱特别出名的欧美歌曲，炫嗓子；再就是香港人，在回归之前英语是香港的官方语言，英语创作专辑50年代就有。

“跳房子”引来的是2003年的一股风，这个风被称为“中国Trip-hop”，有人用它的谐音，称为“中国吹泡”。Trip-hop是起源于英国布里斯托尔的一种电子音乐风格，大意可译为“幻觉舞曲”。“幻觉舞曲”西风东渐的风景，一律是两男一女的组队，男的在幕后编程序弹吉他造氛围，女的在前台扮酷、写词儿、演唱。同年，另一张“中国吹泡”全英文创作专辑也诞生了，也是武汉产，名字叫《Hidden Harmony》（隐藏的和谐），乐队名字则叫“漂亮亲戚” （Smartkin）。同样是两个幕后男人加一个靓丽女主唱。录音室的、制作型的、女声的；苍白的、幽暗的、唯美的；采样机、舞曲编辑机、穆格合成器，电子器材中一个女生在幽幽独唱——一种时尚化的新靡靡之音。

像“跳房子”的歌词来源于女主唱田原一样，“漂亮亲戚”的歌词来源于它的女主唱夏冬。这些词作从英国人的角度听，大概会听出一些异国情调，因为英国人不这样说话。除了偶尔的东方式语病，这些歌词通篇使用一般句式和常用词，行文规矩而小心翼翼，缺乏英语时令语言的鲜活。它们很像是一个个虚幻的故事，来自于虚拟的想象，我想，它的灵感应该是影碟、书籍、音乐、新闻——总之，透过各种阅读窗口看到的别人的表面生活。这些歌曲总体上有一股凄美加幽怨的格调，被编曲配乐上流露的浓厚的英伦之风鼓荡着。

“中国吹泡”后来被讥讽为低技术，风行了差不多一年就黯淡下去了。2005年，一支叫“星期三旅行”（Wednesday’s  Trip）的乐队出版了“秘密任务”（Secret Mission），一张只有一首中文歌的专辑。这张同样是女声演唱的英文歌集，用了更“电”化的手段，比“跳房子”、“漂亮亲戚” 细节更精微，音乐更精美，歌词更虚幻。“星期三旅行”成立于2001年，有“中国的Mazzy Star”的头衔，但它没有搭上“中国吹泡”的列车，标准的Trip-hop节奏被弱化，实验性的电子音效提升了音乐的格调，他们不再自称“吹泡”，而改称“锥泡”（Dream Pop，梦幻流行曲）了。

我曾经问过田原，为什么要用英语创作歌词？田原回答说，这样与音乐的风格比较配。中国话有太多爆破音，声调上分五声，很生硬；只有用英语唱出来，才会感觉顺滑而舒展。

“跳房子” 《A Wishful Way》不是内地第一张全英文创作专辑，很可能是第二。来自北京的“挂在盒子上”（Hang on the Box），早在2001年就在日本推出了《Yellow Banana》（黄香蕉），13首歌曲全部英文创作。这个1998年组队的全女子朋克乐队，在1999年2月成为美国《新闻周刊》亚洲版的封面人物。女子摇滚常常代表着解放的极致，全女子朋克乐队在世界都罕见，何况在“一向保守”的中国？这期封面的标题是：“中国：自由的限度——做什么都可以，只要不是政治的”，透露出极其西方式的思维和想象。

“挂在盒子上”很高产，2003年出版《Di Di Di》（滴滴滴），2004年出版《Foxy Lady》（狐狸般女子），全英文创作之风始终不改。她们像出土文物一般制造了西方历史上曾经存在但今天业已消失不见的纯正朋克女声。王悦唱腔中的典型朋克音色是属于上世纪70年代的，即使在今天的欧美，也着实难寻了，除非你去买旧唱片。而其音乐内容，与其说是反叛，不如说是中国新人类的时尚感觉，是一首首对朋克音乐、对城市、对爱情、对自由、对自我、对自己女性性别的尖酸别致的赞美诗。“英文创作对于演唱更有演绎的优势”，在选择英文作为歌唱语言上，“挂在盒子上”有与“跳房子”乐队近乎相同的观点。

成军更晚的Joyside乐队，也是一支全英文朋克乐队，但他们对自己的队名不再予以中文化的解释。Joyside该是什么意思？鬼知道，这是一个他们生造的组合词。我猜，可以叫“快乐部分”，或者“快乐一方”，反正变成中文，挺难处理的，大概他们也没招。

Joyside 2001年成立于北京，号称 “国内唯一一支具有70年代根源朋克摇滚气质的乐队”。它也将西方已经消失不见的老派朋克据为己有，像是70年代伦敦朋克在中国的转世。除了狂热地信奉“第一代的” 、“粗糙的”、“真正的”朋克摇滚，迷恋它的“原始魅力”，Joyside的另一个特色，是始终不渝地夸张着宣扬着赞美着饮酒之乐，2004年首张专辑就叫“Drunk Is Beautiful”（醉酒是美的），2006年的最新EP则叫“Bitches of Rock’n’Roll”（摇滚婊子）。他们仿佛生活在上世纪1977年的伦敦，热爱着噪音、香烟、啤酒、白酒、酗酒，混合着酒精与荷尔蒙、自相矛盾和玩世不恭。Joyside一边大声歌颂着堕落生活，一边狂扇自己的耳光。有一首主唱尚欢欢写给母亲的悲歌，忧伤的旋律和尖锐凄惨的吟唱营造了悲怆无比的氛围，却不叫“我的眼睛再下热泪”，而叫“我的眼睛再度小便”（My Eyes Pissed Again）。十足的朋克作派。 

与“重塑雕像的权利”（Reestablishing the Right of the Statues）比起来，以上乐队都是序幕。2005年底，中国摇滚迎来了用英语创作的高潮。一支之前寂寂无名的新军，一跃成为所有70后80后摇滚乐迷心目中的头号乐队，甚至到中国来访的英国宗师级人物布莱恩·伊诺，在听了他们的音乐后，也禁不住手痒即兴配奏三曲。 “重塑雕像的权利”首张全英文EP《Cut Off！》（剪掉！），2005年11月出版，随即被誉为“国内最有希望冲击欧美乐坛的乐队”。听着这张专辑，即使是像我这样听了数千欧美唱片的人，也有一种听一支英国乐队在演出的感受。他们太突出了，那种精美绝伦的演奏演唱、摄人的阴郁气氛、纯种的英国后朋克腔调，像是历史上最杰出的英国后朋克乐队被发现了从未发表的歌曲。完全不敢想象这样的东西会出自华人，而他们真的是地道中国生地道中国长。唱歌的家伙是南京人，贝司手出自四川盆地、鼓手则来自兰州！几个中国后生聚在一起，造就了西方业已绝种的70年代末期后朋克在中国的再生。

“重塑雕像的权利”唱了一些政治题材，甚至，唱了绝对禁忌的政治题材，但绝大多数中国人听不懂，因为他们唱的是英语。

那么这些英语是唱给谁听的？我想有几个事实是肯定的，它们不会给他们的爸爸妈妈听，不会给他们的街坊邻居听，他们的同学朋友对着歌词，可能会听懂一部分。在围绕这些“英语中国乐队”的报道中，我发现报道最多的事，是关于与欧美同行交流和在中国酒吧演出的消息。在与欧美各国的交流演出中，他们会得到外国同行不咸不淡的赞美；在奔赴全国酒吧的宣传巡演中，他们会激活城市夜生活的美艳气氛。我想，为酒吧助兴，肯定是这些乐队最为畅通的交流管道，其间最大限度降低了语言不通的屏障，对酒客和舞客来说，不需要听懂什么，只需要声音的放纵喧闹，就足以撩起夜生活的刺激。

而热烈的共鸣也并非完全没有，Joyside、“重塑雕像的权利”，现在他们的现场被称为北京最好的朋克现场，有时，演出中甚至会出现千人合唱的场面，比如一些二十、三十岁的同龄人，会在酒吧里与Joyside一起高歌《I Wanna Piss Around You》。

1985年在武汉出生的田原，今年已经21岁。上个月，她回武汉为其主演的电影《江城夏日》作宣传，我们小聚并闲聊了些关于电影、音乐的话题。其间，她告诉我一件我从没察觉、也永远不会料想到的事实：

“我们是买打口带、听打口带长大的。从来就没有过一首让我觉得特别好听的中文歌曲。用英语创作和演唱，我会觉得很自然，比中文自然。”

很多年前，确切地说，是14年前，我在卫星电视里曾看过一些日本摇滚乐队的演唱，他们用英文写歌，打扮也像是英美乐队的样子，虽然他们技巧很好，甚至，很华丽，但是，那种音乐里没有他们自己。

我不买日本的英语摇滚作品，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这个习惯如今有了一个变体，我不听“跳房子”、“漂亮亲戚”、“星期三旅行”的英文歌，要想听那种音乐，我听Portishead、Mono、Dubstar、Mazzy Star；我不听 “挂在盒子上” 的英文歌，要想听那种音乐，我听Bikini Kill、X-ray Spex、The Go-go’s；我也不听Joyside，要想听那种音乐，我听Sex Pistols、Johnny Thunders、Dead Boys；“重塑雕像的权利”我也不听，尽管他们精彩、出众、让我惊讶，但我从生理上就是拒绝，拒绝中国人唱外国歌，也拒绝外国人唱中国歌。外国人唱中国歌，我们除了笑，还是笑；碰到唱得特地道的，与家里人夸一句：这老外唱得挺那么回事儿。

语言是歌曲的至少一半生命。语言是生活。语言是真实。语言是我们的根，也是我们日常交流的工具，其间有着生于斯长于斯的民族其全部的自然、生活、彼此心领神会的默契。我不会给我的父母和邻人讲英文，甚至，我不会与他们讲普通话。当我由于长久的相隔而不能顺畅地与他们说家乡话时，我觉得与他们相隔着，我觉得自己特别羞愧。

歌曲是从语言而来，用一种语言写歌，决定了与这种语言相应而与其他语言不尽相同的作曲法。唱英文歌的中国乐队，他们用中文之别扭、用英语之顺滑，这个事实让我意识到：虽然同样是歌曲，中国歌曲和英语歌曲，却是两个不尽相同的门类。同理，其他语言的歌曲创作，是别一种不尽相同的门类。我曾试着把“跳房子”的歌曲填上中文词，真的难听，真的别扭。

有一个掌故说，1992年12月，《梦回唐朝》在亚洲发行，把日本人给吓坏了。两个唱片公司的文员和一个乐评人，专程跑到中国来看“唐朝”。在“唐朝”乐队身上，他们感受到中国人特有的文化气度。而在日本的乐队身上，他们感受不到日本的气质，这是他们跑到中国来看“唐朝”的原因。

今天，日本人可以不来北京了，北京已找不到当年的唐朝。“唐朝”是在中国开一个门缝时出现的，很中国。当开放的大门像世界一样敞开时，北京已充斥伦敦的乐队，而且，是二三十年前伦敦的乐队。中国人像当年的日本摇滚乐队一样，唱起了英语。 

2006年9月29日草于拉萨

本文纸媒版本载《艺术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