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纸媒版本在《南方都市报》

作为民谣著述者，经常有好事者把袁越与我作比较。袁越出版了《来自民间的叛逆——美国民歌传奇》（2003年现代出版社出版，2008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再版），我出版了民谣专著《民谣流域》（与史文华合著，1998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2008年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再版）。

其实，除了认真、对民谣热爱这两点外，我和袁越几乎没有共同点，甚至，在许多重要方面，我们俩完全是背道而驰。

《来自民间的叛逆》追溯了从卡特家族到鲍勃·迪伦，即从1927年至1980年这差不多半个世纪的美国民谣历史；80年代之后的民谣场景和代表歌手，袁越仅目录式地予以提要，没有展开。袁越所写的这段时期，也是唱片纪录能够追索的美国民谣的最早时期，是美国乃至世界流行乐发端、酝酿、生成、爆炸的时期，无疑，也是最好的时期。袁越描写了最好这段时期里最好的作品，最脍炙人口的、最根源的、最核心的部分，描写它们的发端、根源、诞生、成长。民歌——民间音乐，是今天所有流行音乐的根。

作为民谣著述者，袁越与我的第一个不同，是精读与泛读的不同。我听得很广，很粗，而袁越听得很专，很细。我们可能有差不多的聆听量，如果以时间为计量的话，我们年龄差不多，听音乐的历史也差不多。但我把兴趣和经历放在更广泛的世界的所有音乐，而袁越几乎只专注这一种（之所以说“几乎”，是因为其实袁越听得也很杂，古典、摇滚、爵士、布鲁斯、电子、嘻哈、世界音乐等唱片他也收集很多，多有涉及，还写过一本嘻哈乐的专门历史）。所以在涉及民歌的研究中，袁越的专一、厚实、细读是我所远远不及的。由于太过广泛，我听音乐，一般以歌手为单位；对一位歌手的作品，识别到专辑的差异为止，对歌曲、歌词一般不深究；而袁越是以歌曲为单位的，每一首歌他都耳熟能详。这就导致我们听音乐时的差异，我是一个人一个人地听，只得要义；而袁越是一首歌一首歌地听，得到的是细节。他在某位歌手、某首作品上所花的时间，可能十倍、百倍于我；对某位歌手、某首作品的细腻了解程度，很可能也十倍、百倍于我。

袁越与我的第二个不同是，我们具有完全不同的音乐史观念。我对整体音乐史感兴趣，着眼的是音乐的整体运动型态和基本精神，它的历时性、共时性，它的不断的变和长久的不变，力图画出一条清晰的、不间断的音乐延绵和变化的轨迹。由此，我的写作是高度提练的，概括和抽象的，方法上是比较和批判的。许多更具体的内容，比如作者生平、艺人际遇、民歌故事之类，基本上不会进入我的写作，即使它们一度进入我的视野，一度为我所熟悉。袁越的兴趣是反方向的，他深入歌手的个人世界，深入音乐活动的过程，展开的是情节，情节的细节；故事，故事的细部；人物，人物的每个瞬间；歌曲，歌曲的歌词、音乐、录音演出详情，及其投入到世间的反响，不同人等聆听后的众说纷纭。

说到歌词，我和袁越还有一个立场与观念的不同。在《来自民间的叛逆》中，袁越依着情节发展，挑选和翻译了90首歌词。同一首歌词，如果你看到我的翻译，也许会觉得是在读另一首，完全陌生的另一首。为什么会这样？是我们的理解不同？是我译得离谱？不是，由于郝佳——一个了不起的校译者的出现，我敢说，我的那些翻译也会是完全可靠的，它们即将集成一本300多首、名为《人间、地狱和天堂之歌》的大书。对比这两本书你会看到，诗歌观念的不同，将会导致多么巨大的翻译差异。我和袁越具有完全不同的诗歌观念。读鲍勃·迪伦、伦纳德·科恩，或者保罗·西蒙、苏珊·维加，我对袁越的翻译完全不能认同，而袁越对我的翻译，可能也完全不能认同。

在《来自民间的叛逆》中，袁越采用了一种意译法，结果它们不再是原诗，而是原诗的释义，它的好处是，译文非常的浅显易懂，明白晓畅，有时接近民歌体；坏处是，它们不再是诗歌，诗人的原有构思在其中遭到了毁灭，只剩下了阐释，多种阐释中的一种阐释。

袁越曾经是一名科学工作者，从大学到留学，一直经受着科学的历练。在美国客居的13年，基本上也是在实验室度过。科学的习染，使他本能地排斥模糊、歧义、晦涩、不知所云，而这些东西，有时正是某一类诗歌的本义。对于诗歌，我同意北岛的那个观点：诗歌翻译的基本原则是“不加不减”，而袁越对此几乎没有意识。他走在另一条道路上，总是自由自在地漏译一些东西，又自由自在地衍生出原诗中本没有的另一些字词。

虽然观念迥异，我和袁越依然是同道。在阅读这本700页的大书时，我必须屡屡脱帽，时时表达我的敬意。放弃作为著译者的个人歧见，站在阅读者的立场，我相信，我和袁越的关于民谣的两种著述，都会是中国所需要的，若相互对比，相互补充，得之尤益。

2008年10月12日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