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苯教最核心的观念是“天豕地猕”的观念，是它构成了原始苯教的基本理论框架。不了解这个观念，你将无法真正读懂许多史前文物，这对一个历史研究者来说，那就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和局限了。

“豕”就是野猪，其对华夏文化的影响可谓深远矣！对此笔者第一部书《血色曙光：华夏文明与汉字的起源》中就有专题论证，书中《64. 冢与华夏文化内核》《66. 曾经有过猪时代》是也。笔者第二部书《另一种起源：华夏文明猜想》第一章就是《易的起源》，整章都是在考证“易”的本义，乃是“有乌落在豕身上”，《易》是一种“关于猪鸟关系的学说”。

当然，许多人对此还是心存疑惑的。这也难怪，因为如此观点此前还从未有人提出过，不管是野猪还是家猪，它们在汉语环境中都变成低劣、愚笨的代名词，人们避之唯恐不远，怎么能相信曾经有过“豕崇拜”，怎么能接受曾经有过“猪时代”？

为进一步说明这个“天豕地猕”观念，消除疑惑，有必要动用史前文物中的“大鼻子人”现象，让文物说话，用事实来说明华夏古人确是以野猪为“天父”形象的：

 

 

新疆罗布泊小河墓地M13出土的木雕人面像，距今约4000年，它有猴的脸和巨大的鼻子，这种鼻子就代表猪，因此它是野猪与猕猴的结合体。鼻子上部捆扎有毛线，可能代表猪鼻上的皱褶，也可能是代表一种纹面习俗。

      

 

木雕人像的正面和侧面。小河墓地出土的这种人面像高度通常在10厘米左右，置于墓主人胸部以上位置。

 

新疆小河墓地东距楼兰古城遗址约170公里。许多考古学家据此断定，墓主人是高鼻深目的印欧人种，但笔者以为，这是错误的，木雕像并非是按照印欧人种造型的，印欧人种也没有这么高的鼻子。笔者以为，这种木雕像其实是墓主人心目中的祖先神灵形象，代表着墓主人的尊贵身份，它们被随葬在墓穴中是要让祖先认出这是他们的后裔，从而把死者的灵魂带回祖先之地去。

与上图木雕人面像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个捆扎着毛线的男根木雕，这些都属于典型的游牧文化，只有在高原游牧民族中是一直延续着的。小河墓地出土了著名的“楼兰美女”干尸，考古学家在她的金发内发现了许多干虱子，身上也带有很多瘪臭虫，这是他们属于游牧民族的又一个佐证，古代游牧民族都有不洗澡的习俗，这容易生虱子和臭虫。

青藏高原西部连接着叫“帕米尔”的高原，这个地名放在藏语中就是“猪猴人”的意思。藏语野猪又读作“帕”，也是“父亲”的意思。“米”是“猕”的注音异写，后缀“尔”意为“人”。有史料记载，帕米尔高原被分成8个“帕”，有8座神山，被不同游牧部族当做祖宗世代祭祀着。帕米尔高原上的族群都带有一些印欧人种的特征，远古时代如果其中有一支如果曾下到罗布泊地区游牧，那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山东长岛北庄史前遗址出土的人面陶塑，高16厘米，距今约6000年。它有猴的脸和巨大的三角形鼻子，这代表猪鼻。

 

这个陶塑早已被认定为是“高加索人种”。这些史前印欧人种民族是从陆路来到渤海湾中，还是海路到达亚洲东部，讨论至今还在考古学界继续着。

笔者已经指出，这件陶塑也不是印欧人种造型，它是猴脸造型，但猴是没有鼻梁的，三角形大鼻子代表猪。它在告诉我们，从新疆罗布泊到渤海中的长岛，如此广阔的范围内都是原始苯教的流行之地。

甘肃天水师赵村遗址出的仰韶文化晚期大型神人陶塑残部，一个猪猴结合体，它有猴的圆眼，满口獠牙已脱落不见，巨大的鼻子是野猪特有的。

 

师赵村在渭河上游，在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交接地带上，是青藏高原上游牧民族进入黄土高原的最初落脚点。考古发现，这里的文化层特别厚，涵盖了大地湾一期、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马家窑类型、齐家文化等几乎所有的史前文化。

河北石家庄藁城台商代祭坛遗址出土的玉雕神人面饰，臣字眼（特指猴王之眼），鸟喙状鼻子，上有两个阴刻的圆孔，这代表猪鼻，也是一个猪猴结合体。

    

台湾故宫博物院藏红山文化人面玉佩，高3.2厘米，背有钻孔可系绳佩挂，它有猴的眼，但鼻子是猪鼻造型。

    

河北易县北福地史前遗址中出土的陶制神人面具，可能已有7000年以上的历史。

 

这个陶塑神人满脸长毛，两眼镂缝，并有巨大的三角形鼻子，这代表猪。面具边缘分布着5个孔，用以系绳，可挂在头部，可能是巫师专用礼器。

注意，表现神人有猪鼻，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在脸颊两边画两个圆孔，这在贺兰山、阴山人面岩画中是常见的：

陕北铜川耀州窑博物馆展出的史前人面陶塑，猪鼻孔出现在脸颊上。

    

西藏萨迦寺羌姆跳神仪式中，舞蹈者脸颊上都画着两个黑色的圆点，可能是一种古老的苯教仪轨的延续。

    

甘肃博物馆展出的马家窑文化人头彩陶瓶，长有巨大的鼻子，代表猪鼻。

    

 

殷墟出土的贵人玉雕，低矮的额头，大耳朵，吻部突出，作猴蹲状，这些都是猴的形象，但鼻子雕刻成了猪的两个孔洞状。

    

陕西博物馆展出的商代青铜面具，巨大的鼻子代表猪鼻

    

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展出的商代青铜人面盉，臣字眼代表猴，大鼻子代表猪

    

西周裸人青铜曲刃剑，长31厘米，出土于通辽地区，同时出土了两把剑柄上塑有一男一女，就是传说中的“阴阳剑”。男女皆以猴脸造型，但又有三角形大鼻子，因此是猪与猴的结合体。

    

 

东周王墓出土的白玉贵妇像，巨大的葱头鼻代表猪

    

晋侯大墓出土的西周时代玉雕女神和其头部特写照，一个猴脸猪鼻的大贵人。

    

四川甘孜州石渠嘛达寺里的明代神像。苯教神像大多带有这样的猪鼻，都是“天豕地猕”观念的产物。

 

法国藏学家石泰安《西藏的文明》中说：“西藏的家神和灶神都长有猪头。”他又说：“在北部地区，从未发现过养猪业，安多的农民非常讨厌猪肉。”对此，石泰安与其他藏学家一样百思不得其解。

此外，华夏文化中还有一个从未被解释过的奇特现象，这就是，这个文化从未产生写实传统和写实作品。华夏文化是一个未曾中断、无比古老的文化，但它就是不会产生像古希腊“维纳斯”“大卫像”之类，能给人以共同美感、一目了然的写实雕塑。在中国博物馆里，除了有无数年代久远、高度写意的雕塑，甚至没有一个像古埃及金字塔旁“狮身人面像”那样的半写实雕塑（至少头部是写实的）。这到底是为什么？

笔者以为，这并不是因为华夏古人描摹能力天生低弱，而是宗教观念导致的，是由原始苯教注定了的。不管是史前的神人雕塑，还是用象形会意方式创制的甲骨文金文，本质上都是古人宗教观念的一种投射。在创制神人雕塑的时候，首先要表达的是它的神灵属性，而不是人的直观表象，在观念上就排斥了写实。

这些玉雕、陶塑之所以宝贝，被用作了礼器，也是由于它的神灵属性，它是猪猴结合体。如不表达，就没有了存在的价值。“天豕地猕”的观念一旦表达出来，立就就成了上述那种“奇怪的大鼻子人”。久而久之，华夏艺术就以写意、抽象见长了，至于写实技巧，始终处于比较幼稚的状态。

考古显示，史前时代，原始苯教曾广泛地传播，向西波及到了波罗的海周边地区，西方的许多神灵名称，甚至古国号，都来自古羌藏语。但就传播力度而言，是在不断衰减的，传到古希腊和古埃及时，大约只剩下了一些神灵名号，神灵的本来形象没有到达西方，或者说没有在西方立下脚跟，这个“猪父猴母”观念在传播中就已经模糊掉了，丝毫没有改变西方人固有的那种写实传统和审美爱好。

奇怪的大鼻子神灵也在告诉我们，宗教观念对审美爱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离开古人的宗教信仰对史前文物进行“审美研究”是非常荒谬的，越解释越错误，甚至可能变成一种自欺欺人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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