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文是汉字演变中的一环，早期阶段为鸟篆，字字有鸟形，故有此称。先秦各诸侯国的文字都曾经历过这种鸟形文字阶段。那么，是什么力量，能促使甲骨文和金文向鸟形方向发展呢？笔者以为，只有宗教力量和宗教观念能促成这种演变，而不会是什么审美爱好，艺术兴趣之类的东西。举“越王勾践剑”为例说明之：

 

 

    湖北省博物馆展出的“越王勾践剑”

 

    宝剑在大墓中的位置示意图

 

青铜剑细部照片

 

“越王勾践剑”为湖北省博物馆镇馆之宝，1965年出土于湖北荆州望山楚墓群中。剑长55.7厘米，宽4.6厘米，柄8.4厘米，重875克，出土时还光亮如新。剑上有八个鸟篆文而有此命名。下为是铭文细部照片及笔者的描摹：

 

           
 

越王勾践剑铭文照片及描摹

 

笔者以为，认定铭文为“越王勾践（鸠潜），自乍（作）用剑”属于误读误判。

首先，铭文第一个字就不是“越”，更可能是“虢”(guo)字。西周初年，周文王宗室后裔中出了好几个虢王，历史上以虢为号的诸侯国曾遍布陕西，陕西，河南一带。后来周室衰落并东迁，虢国的势力范围随之不断退缩南下。如果战国时期虢国宗庙已经南移到湖北长江流域是可能的。黄土高原上的游牧方国被迫南下的趋势正是华夏文明发生发展过程中的固有态势。

更可疑的是铭文中的越王之名，两个鸟篆与“勾践”根本对不上号。如说异写成了“鸠潜”，也说不通，从字形上看同样对不上号。试想，这是自用宝剑，哪会有人连自己的名字也乱写一气，用“通借”字来写的？

并且，古代帝王名都是一个字符，不可能有如此两个字符。把铭文最后两字说成一个人的名字，大前提就错了。身为尊贵的王侯，也不可能选用带有贬义的汉字去取名。笔者以为，史书记载的“夫差”，“勾践”，“阖闾”（夫差父名，斛律的异写），“无余”（越王始祖名，扶余的异写）之类名字，都是后世人汉字注音的结果，不会是这些帝王名的原来写法，他们的原名只会是一个字符，这个字符的原始读音则可能是双音节或多音节的。

值得细看的是铭文字形，特别是“用”字，上面一龙，下面一鸟，一个猪鸟结合体。也只有女直先民的猪鸟崇拜习俗能与此对应起来。

附更多鸟篆铭文图片如下：

 

             
 

西周青铜戈上的鸟篆                 吴国青铜剑上的鸟篆

 

     河北中山王陵青铜器上的鸟篆文

 

      西周礼器构建上的鸟篆文

 

先秦世代各诸侯国文字都有过鸟篆阶段的事实，佐证着各诸侯国奴隶主统治者都是匈奴背景，他们都是从北方南侵而来的阿尔泰游牧民族。上面江苏省博物馆藏吴国青铜剑铭文，字字都作飞鸟獠牙状，乃是吴王祖先为女直背景的写照。笔者以为，吴王祖先名“泰伯”，本身就是以阿尔泰游牧民族族名为名，史书记载的“拓跋”是也，“吐蕃”是也！

这种鸟崇拜习俗在遥远的红山文化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消失过，凤鸟也是殷墟甲骨中最频繁出现的刻符：

 

        殷墟甲骨上的凤鸟

 

如此这种凤鸟是殷人心目中的祖先神灵，甲骨文就是从祭天祭祖中产生出来的，商代玉器大多也以凤鸟造型：

   

   上海博物馆藏商代玉器，中有凤鸟正回首环顾

 

    上海博物馆藏商代玉器，中有凤鸟正昂首眺望

 

   上海博物馆藏商代玉器，中有凤鸟环绕玉璧轻灵飞舞

（上述玉器图片来自好友老闷的博客）

 

整个先秦时代，凤鸟都是王权的象征，帝王的符号，如燕国遗存之青铜权杖就直接以凤鸟造型：

 

   首都博物馆藏燕王凤鸟权杖，此鸟首尾长18厘米

 

凤鸟就是乌鸦，如此这种乌鸦崇拜，不是南方农耕定居民族的固有习俗，因为汉民族中不见有乌鸦崇拜的任何遗迹。

宋代洪迈《容斋三笔》曰：“北人以乌声为喜，南人闻乌声则唾而逐之，至于弦弩挟弹，击使远去。”北人指北方游牧民族，南人指南方农耕民族。由此可见南人以乌鸦为不祥之物观念由来已久，并不是近代才出现的。云南的纳西族至今有这样的谚语：“乌鸦头上过，无灾必有祸。”厌恶之情溢于言表。

乌鸦在西方文化中也是不祥之物，《大英百科全书》Raven条目有言：“乌鸦（Crow）几乎在全世界范围都代表着不祥的预兆，如死亡，瘟疫，疾病，甚至与邪恶联系在一起。”

只有在阿尔泰游牧文化中，乌鸦才被赋予了祖先神灵的属性。他们有种种关于乌鸦救太祖，或太祖由乌鸦喂食长大的故事。如《汉书·西域传》：“乌孙王号昆莫，匈奴攻杀其父而昆莫生，弃于野，乌衔肉往食之。”乌孙人说太祖昆莫由乌鸦哺育长大。

蒙古人谚语：“一群乌鸦强过一只大老虎。”蒙古人对乌鸦也充满了敬畏。

藏人更是以见到乌鸦为吉祥喜事，他们认定乌鸦能传递上天的旨意，故有用乌鸦叫声占卜的习俗，曰：“咙咙之声表吉祥，嗒嗒之声表无恙，砸砸之声表事吉，卓卓之声表财旺，依乌依乌之声危难降临。”（藏文献《以乌鸦的叫声来判断凶吉》）

在藏族背景的不丹，乌鸦是国鸟，国王王冠上立一乌鸦，每年正月初十为乌鸦节，到时举国上下都去喂食乌鸦。不丹法律规定，任何伤害乌鸦的行为都是重罪。

契丹辽人也是乌鸦崇拜的正宗传人，辽代文物不管大小种类，几乎都有凤鸟图纹，契丹贵族墓壁画中常见乌鸦：

 

    契丹辽墓壁画中的乌鸦

 

上图为内蒙古敖汉旗下湾子5号辽墓中的乌鸦图，壁画的含义是墓主人已随乌鸦而去。契丹人居于唐代史书记载中的“奚”“霫”之地，与商周始祖“弃”“契”只是异写，辽人有殷人那种乌鸦崇拜习俗是不奇怪的。

可以想见，先秦时代，随着那些南侵而来的奴隶主日渐汉化，时过境迁，他们祖先带来的乌鸦崇拜习俗，及由乌鸦夸张而成的凤鸟图腾，原始本义不可避免地要变得模糊不清，统治者的民族背景和华夏文明起源的真相，也就笼罩在了历史的迷雾中。

考之凤鸟本义，着实令人吃惊：汉民族仅以凤鸟为吉祥图案，说不清它的真实含义，其实称不上崇拜。甚至对名称也不甚了了。此物又称凤凰，说有雌雄之分，但说不清谁雌谁雄。对农耕民族来说，这种凤鸟图案属于无根文化，姑妄用之而已。

考之阿尔泰语就完全不同了，满洲女直语和蒙古语凤鸟都读作“嘎鲁代”gerudei （garudi），本义是“家之源”，或曰“家之神”（蒙古语ger（gar）是“家”的意思，后缀-dai(-da)是“根源”“起源”的意思），在他们的观念中凤鸟就是祖先和起源。

当我们了解凤鸟的本义后，再回到越王勾践剑，再去看上面的鸟篆文，才会知道鸟篆具有宗教含义。

其实青铜剑也是从北方传播而来的，远古时代的草原鹿石中就已经有了剑的图案。中国年代最早的青铜剑1977年出土于内蒙古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旗朱开沟匈奴墓中，距今已有4000多年，而在中原地区，要到春秋战国时代才出现青铜剑。

阿尔泰游牧民族自古以征战掳掠为生，从十分遥远的年代起，剑便被赋予了一种宗教内涵，成了祖先神力的化身，且有以此为姓的，“觉罗”是也！

在蒙古史诗《江嘎尔》中，大英雄江嘎尔发怒时这样骂自己名叫“阿嘎夏布德丽”的可敦（皇后）：“你不过是我用剑的锋尖掳来，载在马后带回来的婢女！”阿尔泰游牧民族自古有掳掠妇女作婢作妻的习俗，在他们的观念中剑比皇后更神圣。

华夏文化的一大特征是天祖同义互通，这与女直先民认定乌鸦为始祖密切相关，也因此，他们才会把祭祖之文刻画成了飞鸟之形。一言以蔽之，先秦时代剑戈及礼器上的鸟篆不是古人率性而为的艺术创作，本身就是萨满教祖先崇拜的一种表达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