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笔者以为，汉字“取”的造字方式是游牧文化的集中体现，取字由“耳”与“手”（又）组成，本义是用手割来敌人的耳朵：

甲骨文取字           金文取字

关于匈奴习俗，中外史书都有这样的记载，在战场上匈奴会把战死敌人的耳朵割下带走，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从他们的部族首领那里分得一份战利品。取字的造字方式就与这种匈奴习俗相对应，这个汉字的发明权非匈奴莫属矣！

今天蒙古语“取来”或“拿来”读作“乌勃·起尔”ab qir，也与取字读音相似。蒙古语“你把纸拿来！”读作qi  chaas  ab-qir  (你—纸—取)，其中“ab”相当于汉字“把”，这是一命令式语句。

更令人吃惊的是，蒙古语“耳朵”就读作“起哈”qih，与“取”的读音近似，就是说对于蒙古语来说，它存在形声造字的内在条件，“取”可算是一个形声字，远古匈奴造出一个割耳取字其实是一件很方便，很自然的事。

关于这种割耳习俗，《周礼·大司马》有言：“获者取左耳。”意思是说要割下被俘虏敌人的左耳朵。《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则曰：“虽及胡耇（gou，老人），获则取之。”意思是说在战场上，即使敌方是个老人，也要割下他的耳朵带回。仅从这一点看去，我们就知道孔儒学说所推崇的“周礼”和匈奴习俗是何种关系了！

阿尔泰游牧民族自古以征战杀戮为生，他们不仅有割耳习俗，早在史前时代，他们就已经形成用敌方人头，人皮，人骨制作日用器物的习俗了，且是传承不衰的。这已经是一种民族文化特征，可供考古工作者用来指认出土文物的民族背景了。

良渚大墓出土的带有穿系绳子孔洞的人头碗

考古显示，游牧民族这种猎取人头骨制作饮器或萨满法器的习俗存在已久，1957年，在距今已超过4000年的河北邯郸涧沟村遗址考古挖掘中，就挖出了六个“嘎巴拉碗”，即人头碗。

考古学家先是在那里发掘出多达5层殉葬人的骨架，里面男女老幼都有，大多身首分离，有的作挣扎之状，推测是大规模献祭所致。在一个水井遗址附近的两座半地穴式房址中央，考古工作者发掘出6个精心摆放过的人头碗。

从头骨特征分析，是用3男3女的头颅制作。细看这些人头饮器，都是从眉弓经颧骨再到枕后，硬锯硬砍下来的，可能是先将人捆绑于地，从砍锯后脑壳开始，因为那里斧痕最多，且有一些砍偏了的痕迹，许是被砍者尚在挣扎所致。此外，人头碗上还留有剥割头皮留下的痕迹，三个女性头骨上痕迹特别明显，其中一个顶骨中央有刀斧前后来回错动的痕迹，最长的两条一直延伸到额前部，推测是使用的刀斧欠锋快所致。

鉴于古籍《世本》中有黄帝大臣“伯益作井”的记载，许多考古学家认为涧沟遗址与黄帝伯益有关，而当地方志确也有伯益在此作井的记载。不过也有考古学家指出，涧沟遗址人头碗形制与俄罗斯托木斯克出土的“斯基泰文化人头杯”完全相同，可能存在某种内在联系。笔者则以为，人头碗是游牧文化的象征，乃是古代匈奴活动的确凿证据，任何地方考古挖掘只要出现人头碗，都应当与古代阿尔泰游牧民族的活动联系起来考察。

笔者发现，在满洲语中，把动物扒皮读作“乌勃·起”ob chi，肢解动物读作“土以·起”tuyi chi，都包含一个“取”之音，与蒙古语“乌勃·起尔”ab qir读音相近，这可能不是巧合，似乎是一种派生词的关系，这些近义词也有助于我们理解汉字“取”从何而来。

二

“载”字在甲骨文中就出现了，本义是“年”，如《尚书·尧典》：“朕在位七十载”《后汉书·张衡传》：“自去史职，五载复还”，用的都是它的本义。但载是雅言，汉语口语中并不见有把年叫做载的，并且到了现代汉语中它已经演变成“载重”或“驮运”的意思了，年的本义几乎已消失。

问题是蒙古语“年”至今作“恩即儿”enjil，与汉字“载”的读音非常接近，就是说直到今天，蒙古语读音仍然是这个汉字的古义。

再来看这个象形会意字的构造，它由“车”和表示杀伐的“戈”组成，金文载字如图：

       甲骨文载字            金文载字

“载”显然原本与杀人征战，用车拉运战利品有关。那么，什么人会定期出去杀人掳掠，并有以此为“年”的习俗呢？答案可以在《辽史》和《匈奴传》中找到。

《辽史·兵卫志》曰：“其（指契丹辽）在隋世，依纥臣水而居，分为十部。兵多者三千，少者千余。顺寒暑，逐水草畜牧。侵伐则十部相与议，兴兵致役，合契而后动。猎则部得自行。”意思是说辽人是一个部族军事联盟。

又曰：“辽国兵制，凡民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隶兵籍。每正军一名，马三匹，打草谷、守营铺家丁各一人……人马不给粮草，日遣打草谷骑四出抄掠以供之……军所舍，有远探栏子马，以夜听人马之声。”游牧社会自古亦军亦民，战争中他们无需辎重后勤，习惯以“四出抄掠”为军需补给。至于他们的屯驻方式，战时的严密分工也是一种代代相传的传统，特有的，无师自通的技巧。

每年秋天辽人都要南下掳掠杀伐一通，这已经是他们的生存方式了，杀伐的手法都是一样的，其曰：

“既入南界，分为三路……沿途民居，园囿、桑柘，必夷伐焚荡。至宋北京，三路兵皆会，以议攻取……左右官道、斜径、山路、河津，夜中并遣兵巡守。其打草谷家丁，各衣甲持兵，旋团为队，必先砍伐园林，然后驱掠老幼，连大木填壕堑，攻城之际，必使先登，矢石檑木并下，止伤老幼……每军行，鼓三伐，不问昼夜，大众齐发。未遇大敌，不乘战马，俟近敌师，乘新羁马，蹄有余力。成列不战，退则乘之。多伏兵断粮道，冒夜举火，上风曳柴。馈饷自赍，散而复聚。善战，能寒，此兵之所以强也。”辽人的战伐攻取方式几乎已经程序化，规章化，其攻城野战技巧之精熟，行动之凶猛，很少会有失手。另一方面，对于定居农耕的汉人来说，这些凶残狡猾的辽兵，就是他们挥之不去的噩梦了。

对于辽人来说，即使是集结出兵的地点，大军南下的路径也是固定不变的，《辽史·兵卫志》曰：

“其南伐点兵，多在幽州北千里鸳鸯泊。及行，并取居庸关、曹王峪、白马口、古北口、安达马口、松亭关、榆关等路……出兵不过九月，还师不过十二月。”

所谓“鸳鸯泊”，即呼伦贝尔湖，这里离开辽人的“斡尔朵”（临潢府）已有千里之遥了，但呼伦贝尔一带地势平坦，草原辽阔，水源丰沛，是一个屯兵的好地方。《辽史》记载，每到秋高气爽，战马膘肥体壮的时候，辽人就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片草原上，而后点兵南下，去掳掠南方的汉人村镇。至于南伐路径，早在他们祖辈的时候就已经走得熟门熟路，了如指掌了！

《辽史》所记载的这条南伐路线，其实也是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传统路线，它既是黄帝“逐鹿中原”的行进路线，也是鲜卑拓跋入主中原的历史路径，后来成吉思汗，皇太极崛起不断南伐，也是走这条路径。

属于游牧民族的固有习俗，所有出过兵的贵族首领都能分得一份战利品，因此对于出兵南伐，他们是人人踊跃。《辽史》记载，契丹帝族后族之显贵，以及与之结盟的各大部族首领，都有属于自己的“头下君州”（应是蒙古语“头”hushuu的意译），即私有城池，从南方掳掠而来的汉人就被圈置在这些私有领地里为奴。

阿尔泰游牧民族每年要定期南下掳掠的习俗，并不是到了辽代才形成的，对此《汉书·匈奴传》就已经有记载了，匈奴每年秋季必挥师南掠，所谓“行将满月，即行盗伐”是也！可以想见，当匈奴从南边满载而归，一眼望不到头的勒勒车驮回战利品的时候，也就是过“年”了。从《明史》记载可知，直到明代，蒙古高原上的游牧民族还是这样，每年要南下掳掠，所不同的只是出兵规模时大时小而已。对于草原民族来说，不南下掳掠一下，就过不了这个“年”。此外我们还应当知道，先秦时代的《颛顼历》是以十月为岁首的！

当我们把“载”字放到一种奇特的生存方式背景上去观察思考的时候，古老汉字深藏着的历史秘密就显示出来，换言之，只有匈奴才会创造出这个“载”字来，至于其原始读音，似非蒙古语“恩即儿”enjil莫属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