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所谓“文化词”指古代汉语中能反映先秦时代上层建筑情形的词汇。

人类语言中早就存在了的一般性名称，如手，头，山，草等等，以及表示行为方式的一般动词，如走，吃，砍，烧等等，还有那些表示自然对象一般状态的词汇，如上，下，大，小等等，都不属于文化词的范畴，一般性词汇是人类认知自然的最初成果，在人类思维中属于低层次概念。只有那些反映先秦时代特殊社会状态，即上层建筑形态的词汇才属于文化词，乃是“华夏文明”的一种表现形式，必然成为华夏文明起源的研究对象。

具体地说就是先秦古籍中的国名，官名，以及属于社会风俗习惯的词汇，特别是那些专为统治者创造并使用的词汇，不应当被忽视，它们产生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中，对考证先秦社会统治者的语言背景有重要作用。

令人吃惊的是古代汉语中许多文化词在汉语口语中从不使用，始终没有融入汉民族语言中去，如果不查字典很少有人能知道它的本来含义，现举例深入分析之。

廪

廪lin是一个古老的会意字，甲骨文中就出现了，指仓库，但这个汉字只在古代汉语中使用，如《管子·牧民》曰：“仓廪实而知礼仪”，《管子·山国轨》：“民之且所用者，君以廪之矣”。 甲骨文如图：

    此字的上部画一个亭盖，下面画两圈垣墙，而金文廪字下面画着钱贝的形状，显然是指贮藏财物，要小心看管起来的地方。

拉施特《史集·合赞汗传》记载了蒙古合赞汗登基后，下令建立国库，还详细记载了可汗仓库的管理制度，并说对于可汗的仓库，蒙古语读作“纳邻”。

古代汉语中的“廪”确是指诸侯王的库藏，非指一般人的地窟木箱，笔者推测其原始读音可能就是“纳邻”，今天的读音是后来单音节化的结果，方法很简单，去轻音留重音即可。

成吉思汗蒙古人发迹之前没有使用文字的传统，他们的语言才是原生态的，原生态的语言是比较稳定的，因为没有来自文字语言的影响。“纳邻”称呼必出自蒙古人的口语，由祖祖辈辈口口相传而来，它竟与这个古老汉字的音义双重吻合，那么，它不是这个汉字的原始读音又会是什么呢？

历史上游牧民族始终扮演者定居农耕民族税收人的角色，不管是在中亚还是在中原地区，情形都是如此，因为游牧民族有无可匹敌的军事优势，征战掳掠就是他们的生存方式，掳掠所得要全部上缴单于或可汗，再根据每一个参战者的血缘等级和功劳来分配，随之而来的是部族首领贮藏财物仓库的出现。

中国文明史可以说是从《禹贡》开始的，大禹作为一个广大地区的征服者和税收人，自然会促成这个“廪”字的出现，而中原王朝最终都会像宋王朝那样，慢慢变成北方游牧民族的纳税人，虽然中国史书一概称之为“岁赐”，常常是作为皇恩浩荡，泽及戎狄蛮夷来记载的，但历史研究者心里都明白，此非中原皇帝的自愿，而是草原民族军事威逼下的无可奈何的贡献。

弼

弼bi，会意字，由左右两个“弓”，中间一个“白”组成，白者伯也，这个汉字的本义就是指常在君王左右的辅佐守卫之臣。《尚书·泰誓》言：“尔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这个弼就是指周王的辅佐大将。

但此字在汉语口语中从不使用，完全属于雅言，可我们发现，在蒙古语口语中有它的身影，《史集》记载，蒙古人把在可汗身边的辅佐之臣称为“阿答毕”，意思是辅相大臣。

《史集·贵由汗传》有这样的记载：“基督徒‘合答黑’曾在贵由汗身边担任阿答毕一职，贵由汗慢慢受到了他的影响，此后‘镇海’（也是一个基督徒）又加强了这种影响，以此之故，贵由汗始终容许神甫和基督徒们在可汗的地方传教，由于合答黑和镇海经常在场（指常在可汗的大帐中），这就足以摒弃伊斯兰教了，故基督徒的事业在贵由汗统治时期占了上风。”（第二卷p230）

笔者推测这个“阿答必”就是“弼”的原始读音，弼字中的两个“弓”明白地把它的来源指向了阿尔泰游牧文化，只有这个蒙古语读音能与这个弼字音义相符的缘故。

媵

先秦时代有这样的习俗，诸侯王出嫁女儿，必定要有一些同姓娣侄相随，外加许多奴仆和财产作为陪嫁，如此这种陪嫁叫做“媵”ying，

《韩非子·外储说》：“从衣文之媵七十人”，沈约《奏弹王源》：“且买妾纳媵”，都用了这个汉字的本义。

但在汉语方言中你是找不到这个词汇的，而蒙古人确有此种习俗，这种陪嫁蒙古语叫做“媵哲”inji，《史集》中记载了成吉思汗以及历代蒙古可汗出嫁女儿时所用“媵哲”情形，从书中得知，这种陪嫁有时是数个氏族，光是人口就多达数百甚至上千。拉施特还说，此外蒙古语对分封给汗族子孙的份地采邑也叫“媵哲”，笔者推测这就是这个汉字的原始读音。

问题是这种具有鲜明阿尔泰游牧民族特征的文化习俗，为什么出现在先秦时代而不见于农耕汉民族习俗中呢？为什么“媵”不见于汉语口语中，却出现在没有文字传统的成吉思汗蒙古人中呢？这正是先秦时代的社会背景，华夏文明起源的实际情形，也是当时统治者语言背景的残留痕迹，他们原本是说多音节语言的。

庖

庖pao，古代汉语中指厨子，伙夫，这个汉字同样只在雅言中存在，汉语口语不用。《庄子·养生主》：“良庖岁更刀，割也”， 就用了这个汉字的本义。

但蒙古语称厨师为“豹里”，蒙元时代可汗的御林军中有“豹里赤”，专门负责可汗的伙食，“赤”是蒙古语人的意思，笔者推测“豹里”是这个汉字的原始读音。

邦

会意字，意思是国家，这个字出现得极早，从甲骨文看，邦与封同源同义，两者字形和写法基本相同，且都是指封邑或疆土。《诗经·大雅·皇矣》：“王此大邦”，《尚书·尧典》：“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尚书·蔡仲之命》：“乃命诸王，邦之蔡”，都用了其本义。

“邦”字虽然被广泛使用着，但仍然是一个书面语用词，汉语口语或方言中没有发现有单独以“邦”来指称国家或疆土的。

蒙古语中“国家”读作“宝木巴”，蒙古族有大型说唱史诗《江格尔》，所描写的就是江格尔和他的12个勇士通过征战掳掠，建立起一个巨大“宝木巴”的故事，笔者推测这可能就是汉字“邦”的原始读音，只是后来被单音节化了。

副

    副字在古篆文中是会意字，由左右两个形如盛器的“畐”，中间一个杀人的刀组成，显然是一种权利符号，或者说指一种权利架构，如图：

    《蒙古源流》记载，蒙古语称可汗的左右翼大将为“阿忽勒呼”，此为称号而非人名，常常附于该大将本名之后，笔者怀疑这个蒙古语读音是汉字“副”的原始读音。

域，

会意字，此字在甲骨文中就频繁出现了，由“土”和“国”（或）组成，本义就是疆土，《论语·季氏》：“且在邦域之中”，《汉书·韦玄成传》：“以保尔域”，用的就是其本义。

在古代汉语中这个“域”和“国”一样，是可以单独使用的，起初是一个完整的概念，意思就是国家国土。

蒙古语称游牧部族的传统游牧地叫做“禹儿惕”（惕 –ti，蒙古语后缀音，表示复数或男性），字根为“禹儿”。《史集》对此有专门解释，曰：“各种突厥部族的专有游猎区叫禹儿惕”。拉施特在介绍每一个突厥部落历史的时候，总是先描述他们的“禹儿惕”的地理位置和气候环境，描述得如此到位，他的地理学知识就非一般历史学家所能相比了。笔者以为蒙古语“禹儿”就是就是汉字“域”的原始读音。

妣

古代突厥语和蒙古语称可汗的妃妾为“必里”，必里的地位低于可敦（皇后）。《史集》记载了许多“必里”之名，如“哈剌·旭烈兀”（术赤之子）有一个妃妾名叫“兀鲁忽乃·必里”，此人很有名。

由此笔者想到了汉字“妣”，此字可能来自突厥语，金文写法如下：

    妣由一“女”，一“人”，或者二人组成，这个汉字本义是指具有女性祖先身份的人，如《诗经·小雅·斯干》：“似续妣祖，筑室百堵”，但这个妣只在古代汉语中存在，从来没有进入汉语口语中去，应是一个外来词，笔者推测其原始读音可能就是蒙古语的“必里”。

落

形声会意字，由水，草，口，以及表示进出之穴的符号组成，本义是部落或聚居氏族，应知这个汉字原本没有“从高处往下掉落”的意思。

    《后汉书·匈奴传》记载，到了公元一世纪时，匈奴败于鲜卑而迅速衰落下去，大批鲜卑人自辽河上游的潢水一带西迁到匈奴故地去了，匈奴臣服于鲜卑，并开始以鲜卑自称了，曰：“匈奴余者十余万落，皆自称鲜卑”。这里的“落”就用了这个汉字的本义。

蒙古语把有幕帐，妇幼和牲畜所在的辎重车队叫做“奥鲁”，《史集》中有这样的话：“失烈门（窝阔台孙子，曾指定为汗位继位人，后被蒙哥汗投入水中而死）将自己的奥鲁留在了巴斯克地方，自己率500骑兵轻装前进（他企图袭杀蒙哥汗，见第二卷p247）。”

笔者由此推测“落”的原始读音可能就是“奥鲁”，落字的其他含义是后来从本义引申出来的。

秩

这个汉字显然只有在古代汉语中可以单独使用，对古人来说是一个完整的概念，意思就是人的等级地位或贵贱次序。《荀子·强国》：“士大夫益爵，官人益秩”，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而蒙古语称社会等级地位为“介米史”jamisi ，重音在“史”。拉施特《史集》有言：“成吉思汗以非常严格的扎撒（法律）为各征服地区建立了‘介米史’”。

鉴于这个“秩”不见单独存在于汉语口语中，但它与蒙古人的“介米史”吻合，故推测其为原始读音。

诰

《史集》记载，蒙古可汗的法令或训话，蒙古语叫做“必里克”，拉施特记载说，成吉思汗生前有这样的规定：“万夫长，千夫长和百夫长，每一个都必须在年初和年终，一年两次，从自己的领地，到时前去聆听可汗的必里克。”

由此笔者想到了汉字“诰”，这个汉字在金文中频繁出现，意思就是君王的律令，如《尚书·多方》：“成王在宗周，诰庶邦”，《文选》曰：“诏诰教令之类”，都是这个意思。

鉴于成吉思汗的“必里克”与汉字“诰”音义相近，故推测其为原始读音（拉施特记载，牢记背诵历代可汗的“必里克”是王子的职责，今天“必里克”一词在突厥语中已经有一层“知识”的意思了，但这显然是后来才产生的）。

嬖

古代汉语中指宠妾，《战国策·楚说》：“左抱幼妾，右拥嬖女”，就用了其本义，而蒙古语小妾读作“嬖只”，可能就是汉字“嬖”bi的原始读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