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艾墨

【Wing Lee Street, HongKong】一部香港电影《岁月神偷》，让安静得快要被人遗忘的永利街忽然火了。每天都有游客带着相机按图索骥，穿过中环不可一世的金融建筑群，在高楼背后的阴影里，沿着窄窄楼梯上山，走过楼梯上卖花、卖鱼、卖饰品杂货的露天市集，路途渐渐安静，在不起眼的一个角落，右转，便到了永利街。

    绿窗花，泥黄外墙，锌铁檐篷，依山而建一字排开的七幢三四层高的旧式“唐楼”，窗口挂着衣服，老人在楼底坐着乘凉。寸土寸金的这地方，竟有这样的所在？没有地产商要来开发？这破房子，不拆？

    不是不拆。不是没有人眼馋这利益。

    12 年前，它已经被政府划进清拆名单，也早有开发商亮出了规划，要变旧房子为 24 层的豪华屋苑。城市保育人士呼吁多年，无力回天。市区重建局与户主的谈判接近尾声时，在这条街拍摄的香港电影《岁月神偷》拿了戛纳水晶熊奖。舆论热潮中，保育行动再起。最终，永利街被市建局剔除出重建范围，决定完整保留。

    在以效率著称的香港，《岁月神偷》和永利街失而复得的故事像是一个传奇。

比传奇还有意思的是，看似保育成功的结局，市民们却并不买账：政府机构究竟是从善如流，还是朝令夕改的“程序失效”？该拆该留，都是你说了算，还是该让制度确保相关市民的真正参与？说到底，这是谁的城市？谁来做主？

一个拆迁流程需要六年

1950 年代建起的永利街，夹在四周林立而起的高层豪宅里，显得破落。研究香港的学者却当成宝贝：这一带是香港岛最早的华人区，有超过 150 年历史，而永利街则是港岛上仅存的“台”式街道 —楼房建筑依山而建，会在山坡上架成特色的“台”，没有汽车能够进入，渐渐又自成一角，是附近居民乘凉、聊天、打麻将、孩童玩耍的好地方，自然形成邻里街坊的公共空间，也成了小社群的集结点。

在市区重建局的规划中，永利街早在 1998 年，就被划定清拆重建，多年来，街坊的坚持只在重建版图上保留下两栋唐楼，其它全部计划改建新楼盘。

重建之前，《岁月神偷》的导演张婉婷发现了这里。旧区、老房、小店，宁静而富有人情味的小区空间，恰恰是原汁原味的上世纪六十年代香港味道。她认定，“这是香港最后一条有 1960 年代特色的街道”。若不是永利街，剧组几乎要跑到广州或马来西亚为 1960 年代的香港取景。

银幕里，“狮子山下”的拼搏精神与草根市民浓浓的人情味在永利街重现。银幕外，市建局的工作人员在一遍遍艰难地劝说这条街的业主卖掉祖宅。

按市建局的一般流程，完成一个拆迁重建项目约需六年至六年半，其中规划、收地、清场约三年半。市建局会挨家挨户与业主商量购买重建区域内的土地，完成收地后再卖给发展商，或展开其它重建。

罗雅宁们的抗议

    在永利街，收地的速度格外缓慢。从2007 年开始整整 3 年，市建局在这里成功收到的土地不足百分之五十。

    根据规划，永利街会被改建成一座 24层新大厦的豪华会所和泳池。方案一出，立刻遭到地区保育者和区议会的强烈反对。最激烈的反对者是民间组织“中西区关注组”。

     关注组的成员大多是居住在港岛中西区的老住户，其中不乏大学教授、建筑师等专业人士。中区警署、城隍街、嘉咸街、永利街??他们对这些从小生活、长大的 街道满怀感情，也对其中的掌故如数家珍。

     关注组发言人罗雅宁和同仁们做研究、给本地居民组织工作坊和讲座等活动，帮助他们了解保育的重要，同时向市建局质询、向区议会要求、向媒体发声，为一个又一个重建区块争取“刀下留人”。

     “这一区密度已经太大，再起 24 层的屏风楼完全是破坏环境”，罗雅宁说，另一方面，这一区的历史文化是有价值的，市建局说这里破旧失修，但明明有些业主自己已经修缮得非常漂亮，“那还有什么理由要全部拆毁？”

     罗雅宁们持续的抗议有了效果。

     方案的公众咨询期结束后，由于反对声过于强烈，2008 年市建局宣布新计划：保留永利街的两幢唐楼以及与之相连的街市；原计划建的 24 层高楼，被压缩为 6 层高的仿唐楼式建筑。重建方案的规模比计划缩减了 45%，项目也由可赚 1.3 亿变为亏本 1.7 亿港元。                            

     对保育人士来说，这样的进展已经难能可贵。建筑师吴永顺认为，经过了从天星码头开始的多年保育运动，香港的拆迁改建已经在真正转变思路。他强调，和过去的重建不同，永利街所在的项目里，市建局保留了重建范围内全部的大街小巷，而且以公共空间连贯；建筑物都只在原有 街区的地块兴建，并且留意建筑物与公共空间的比例，街道则不再计入地盘面积。   

由此，传统的“街巷肌理”便可得以保留。             

岁月神偷的急刹车                          

2010 年 3 月，《岁月神偷》的热映再次把人们带回永利街。 游客拿着相机去捕捉电影镜头里曾经感动过他们的点滴细节，媒体争相去捕捉永利街街坊里真实版的“罗生”、“罗太”，四零后、五零后来这里缅怀他们真实经历过的香港，八零后、九零后来这里寻找歌里唱的那个“狮子山下”??一时之间，永利街，再不只是“历史价值”、“文化意义”、“建筑特色”这些没有生命感的词汇，跟随着电影一起，“永利街”进化成了一个符号，这个符号象征了所有香港人共同经历的奋斗的六十年代。

“在变幻的生命里，岁月，原是最大的小偷。”而影片开头的这段话，似乎又暗示了，这一段集体回忆也正在随现实中将被清拆的永利街一起，消失在滚滚向前的时间巨轮之中。

“用相机留下永利街，不如用行动留下永利街！”这是《岁月神偷》热映后，罗雅宁在报章中写的话。她希望市民不要只来凭吊即将消失的怀旧风景，而应趁仍可挽回的时候，发声出力。               

一时间，报章评论、呼吁都是关于永利街，“不要告别，要行动” —数百名市民发起了“黄丝带行动”，他们把保育唐楼群的心愿写在黄丝带上，“不要偷去永利街的历史”??几百条黄丝带飘荡在永利街边的上山楼梯扶手上，蔚为可观。

终于，2010 年 3 月 16 日，市建局主席张震远突然宣布：将上环永利街剔出重建范围，规划为保育地带。一个急刹车，让永利街成为市建局下数十个市区重建项目中，唯一可以幸免清拆的地段。

“怎么保留”同样重要

永利街的故事到这里，应该是个皆大欢喜的结局了。可之后发生在这城市的讨论，则更令人惊喜。

“忽然保育”引来了质疑：媒体称，由“重建”变为“保育”的决策过程很急，有市建局的董事披露，整个过程只以信件请示了董事，并没有经过论证，也没有讨论表决的程序。

有评论认为，政府在短时间内变为全面保育永利街，是为顺应“汹涌民情”，避免菜园村、“反高铁”这一类的社会运动重演。但是这个政治化而非制度化的决策，让评论者担忧：“日后在各种富争议性的计划中，遇上民情分歧时，市建局和政府怎样决定以哪一方民情为依归呢？”

一直坚持全面保育永利街的罗雅宁 对最终的结果很高兴，但她也认真地告诉我：“保留下一条有价值的街道很重要， 但怎么保留同样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