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会祥发言：

    高二适先生最看重的，肯定是他的诗，他在诗上的自负可能比在书法上的自负还要自负。可惜他是属于江西诗派，黄庭坚、陈师道那一派，用典非常多，僻典也比较多，而我们这个时代是读不懂典故的时代，所以感觉他的诗难读，也因此，他诗的俗名不大。在那个时代，高二适先生的诗，也是参加大赛性质的征稿出名的，受到了前辈学人、前辈诗人的充分肯定。晚清民国有那样一个诗词环境，是诗词兴盛的时代。现在我们提到高二适先生，首先想到的是书法，这大概不是高二适先生的愿望，可以说是这个时代的误会。

    再一个误会，现在提到高二适先生肯定就说“兰亭论辩”，跟郭沫若打官司，这好像是高二适先生最大的贡献。实际上高二适先生作为一代草书巨匠，不应该是因为打官司打出名的，或者说不应该是因为打官司被后人记住，而且这个官司非常吊诡，可以说不是一个真正的学术活动。

    “兰亭论辩”发生于1965年。起因是郭沫若先生是根据谢鲲、王兴之夫妇墓志的出土，来怀疑《兰亭序》的真伪。实际上怀疑《兰亭序》的，最早是清代的李文田，郭沫若在李文田基础上并没有提出什么新的证据。其主要证据是非常诡辩的，说王兴之夫妇墓志、谢鲲墓志都是似隶似楷的书体，那么如果王羲之写《兰亭序》的话，也应该是这种书体。这要是一个纯粹的历史学家这样说，也可以理解。但是郭沫若本身也是一个著名的书法家，他不知道东晋文人是不写墓志的吗？他不知道锺繇早在三国时期就写出来《宣示表》《荐季直表》吗？王羲之还需要写这种隶楷错变的工匠之书吗？郭沫若不可能不知道。他之所以质疑，无非是要打倒权威，打倒《兰亭序》权威，打倒王羲之权威，更深刻地说是想重写中国文化史。高二适先生是基于这样的义愤，非要驳议一番。但是，高二适先生并不能拿出来《兰亭序》一定是真的证据，证假容易证真难，你说它真，无非是不能证伪的情况下，沿用旧有的成说。郭沫若猜测说，智永或者相当于智永的人来作伪，从书法发展的艺术史视角来看，其实也有一定的道理和价值。这不知道是高二适先生的幸运还是不幸，我认为，他的书法成就跟“兰亭论辩”联系得太紧了，应该还原高二适先生是一代草书大师这样一个形象，那只是他的风骨，不是他的艺术成就。

    就高二适先生的书法来说，他也是唐人入手，后来也学二王，走的是常规的晋唐一体化的道路。但他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儿，不一样的地方首先在于他对李世民和李治的研究。书法界学李世民、李治的人非常少，现在我们看到高二适先生批注的字帖，才知道高先生书法的根基，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他对笔法的再发现。我们现在谈笔法再发现，一般指的九十年代末、世纪之交的帖学复兴。实际上高二适先生早就通过对李世民、李治的研究来做这项工作了，他的发现的要早得多。他特别提到一个“磨荡”的观念，“磨荡”实际上也就是我们在写字的过程中，要逆顶涩进、笔腰发力，这个势要一直连绵不断。高二适先生的字，即使粟米小字，也大书深刻，得力得势，他是真正懂得、真正掌握了晋唐笔法的人。

    再一个对草书，他是从《十七帖》起家的，学草书，肯定要研究《十七帖》。他在研究《十七帖》的时候，也是较早充分认识到《十七帖》有深厚的章草基础。“草出于章”也是他的一贯主张，他的这个主张不光停留在主张的层面，关键是深化到学术研究的层面和实践的层面。他花大量的精力研究《急就章》，学术性和实践性是一体的。尽管高二适先生对章草的研究，没有进上步上溯到汉代简牍，但由《急就章》切入，也相当于在源头意义上重新“发现”“创造”草书。他著名的“余之自信为国宝，持此教尔休张皇”，“二适，右军以后一人而已。右军以前无二适，右军以后乃有二适”等话，一般人看成是狂士狂话，实际上自谓独得草书之秘的自信。

    高二适先生很书生气，是纯粹的诗人、纯粹的学者、纯粹的书家。他不失赤子之心，保持了这种纯粹性，所以他达到了这样的高度。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展览，是接受洗礼。也许，其渊深的文史功底，只能让人望洋兴叹，但至少，我们应该学会认真地、切实地研究古代的碑帖，去汲古创新。更重要是学习他的节概，学习他独立不迁的精神，他的草书风格、境界，与其耿介傲岸的气度是分不开的。平心而论，高二适先生草书的价值，现在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随着公众书法审美能力的提升，他的书史地位会进一步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