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说隶楷错变

孟会祥

隶楷错变，指隶书向楷书的过渡。一个“错”字，描绘了这种过渡的复杂性。

客观地说，隶书变为楷书，当由汉简始。汉简中波磔不甚分明、书写潦草者，可称为“原始行书”。原始行书进一步收敛、规范，也就行成了原始行书，进而行成楷书。史传刘德昇创行书，锺繇、胡昭俱学刘德昇，而锺瘦胡肥。锺繇学行书于刘德昇，却成了楷书的鼻祖，也从侧面说明，楷书来于行书。当然，隶书向楷书演进，当不止于这一个途径。铭石体，特别是民间铭石体，很难想像来于日常手书的演进，而是在楷书语境的裹挟下，形成了隶不隶楷不楷的样子，继续楷化成为楷书。而写经体的头绪更为复杂，经生、书僧、信众的文化层次不一，书写师承途径纷繁，又兴起于隶楷演进的关节时期，所以派生的楷书类型也更复杂。如果站在隶楷错变的立场上，则不难发现，隶书向楷书过渡，有不同的途径，不同的进程，而且不同途径之间互有干涉，不同进程之间互有反复。当年，王学仲先生基于对山东北朝刻石的考察，提出《碑、帖、经书分三派论》，在碑、帖之外，分出经派，尽管未必得到普遍的认可，实在有独到的眼光和贡献。就隶楷错变而论，碑、帖、经恰是互相分离又互相联系的三个途径。

这里既然是漫说，就只说不论，或者说只论不证，只表达一些印象式的看法，我无心也无力作学术研究，仅此而已。

魏晋隶书

汉隶在东汉末年，盛极而衰。蔡邕主持的《熹平石经》，已经没有多少雄浑深厚之致，更兼意在规范，不免有隶中馆阁之嫌。

曹魏《受禅表》《上尊号奏》，虽体为隶，峻丽方整，朴茂之气渐失。史传梁鹄书、锺繇书，并无实据。想梁、锺虽一代宗匠，而时代压之，亦不能若《礼器》《曹全》。或传《乙瑛碑》为锺繇所书，于时代既不相符，强说复刻，亦无根据。杨守敬《学书迩言》谓： “然三国之《孔羡》《范式》《上尊号》《受禅表》,下笔如折刀头，风骨凌厉，遂为六朝真书之祖。”

然而，我并不认为《受禅表》《上尊号奏》为“六朝真书之祖”。盖正统意义的隶书，并不主动向楷书靠拢，而是坚持分书的书写规则。不能古厚，遂转为俏丽。如魏《曹真碑》《王基碑》，西晋《辟雍碑》《孙夫人碑》，显然加强了装饰性，但隶书“八分”的基本规则如故。南北朝时期，北齐刻经中也有纯正的隶书，与楷化而带隶意的写经体并行。隶书并没有因为楷书时代的到来戛然而止，直到唐代，徐浩《嵩阳观记》、李隆基《石台孝经》仍坚持隶书的原则。即使宋元明，也仍然有隶书。

相对而言，这些丰碑大碣，书写庄重，当为名手所作，是“欲隶而能隶”者。倒是“欲隶而不能隶”者，是隶书向楷书演化的途径之一。

孔羡碑

分楷与平画宽结

有欲隶而能隶者，当为行家里手所书。而民间书手，则受时代裹挟，出现“欲隶而不能隶”的变体。当然，“不能”二字也许过于武断，但其楷化的迹象是显然的。

魏黄初元年（220）所立《孔羡碑》虽在曲阜，恐非名手所书，杨守敬《评碑记》谓:“此碑以方正板实胜，略不满者，稍带寒俭之气，六代人分楷多宗此种，唯北齐少似之者。”“寒俭之气”，或许透露了书手水平低下的信息。杨守敬说“六代人分楷多宗此种”，实在是见识卓著。为什么说“北齐少似之者”？因为大部分北齐刻经，在观念上受复古思想的支配，而在书写上，受写经影响支配，这留待后论。

由《孔羡碑》一路隶书向“分楷”演进，在点画上，一般保持折刀头的风格，即多用方笔，这种方笔，在某些碑刻中，更进一步强化了工艺性（像《好太王碑》的圆笔，或许是石质所至）。在结构上，一例“平画宽结”。沙孟海先生《略论两晋南北朝隋代的书法》说：“北碑的结体大致可以分为‘斜划紧结’与‘平划宽结’两个类型，过去少人注意。《张猛龙》、《根法师》、龙门各造像是前者的代表。《吊比干文》、《泰山金刚经》、《唐邕写经颂》是后者的代表，后者是继承隶法，保留隶意。前者由于写字用右手执笔的关系，自然形成，这样分系，一直影响到唐、宋以后，褚遂良、颜真卿属于后者，欧阳询、黄庭坚属于前者。南北朝是其起点。”

“平画宽结”也并非一个模式。在“平画”的前提下，有四角撑满、中宫宽松的结体方式，也有四角不撑满、聚散有变化的结体方式。实际上，汉代隶书也有这两种结体方式，只不过表现不明显而已。如果说《孔羡碑》是四角撑满的类型，则《谷朗碑》就是四角不撑满的类型。前者偏于古拙，而后者偏于烂漫。《张震墓志》《王兴之墓志》《好大王碑》属于前者，《爨宝子碑》《广武将军碑》《姚伯多造像记》属于后者。即使到了唐代，颜真卿则属前者，褚遂良则属后者。

    说“平画宽结”类楷书导源锺卫，恐怕没有依据，我宁愿认为它是铭石体的自然演进。相对于魏晋南北朝隶书的“坚守”，这种“分楷”应时趋变，但欲变而不知变，所以有古朴之意。而其时，锺繇楷书早已成熟，王羲之楷书已经流丽秀美了。所以这样的“分楷”，由铭石隶书演化而来，与文人手书，不是一途径，也形成了不同风格。

写经体的紧结和宽结

笼统地讨论魏碑（包括晋、南北朝甚至隋），如果忽略了平画宽结与斜画紧结的区别，更忽略了写经体对铭石体的影响，则往往条理不清。写经大概始于汉末，起初多为经生、信众、僧尼所书。写经要工而速，所以与铭石不同，但我认为上层有上层之铭石，民间有民间之铭石。上层之铭石，比如东汉丰碑大碣，随着禁碑似戛然而止，与多相应的手书几无传世，我们只能从较规范的汉简牍书中去揣测。而民间之铭石体，则必与民间之手写体相表里。民间铭石，特别是造像记之类，当与写经有密切关系。而民间写经体中，经生、信众、僧尼的文化水平参差，学书途径和书法风格，也必然有多样性。

不难看出，写经体实分两类。一类紧结，一类宽结。我这里只说紧结、宽结，而不说斜画紧结、平画宽结，是因为其斜、平的差异不是太明显。像《诸佛要集经》《三国志步陟传》《维摩诘经》紧结一路，略有斜画倾向，显然是由自然书写形成的。也就是说，与锺王文人楷书相比，其形成途径类似，不过是文人楷书更从容而有风致，写经楷书为快捷、工整，只要熟练，不求变化，更不传达过多的风度意味。而宽结一路，隶意较多，以其工整而书写便利，渐为写经主流。如晋代《摩诃般若波罗蜜船喻品》、北魏《妙法莲花经》皆是，而北凉安弘嵩写经，则介乎平、斜之间，行书意味浓厚。唐代完成了铭石书、文人书和写经书的合流。像《灵飞经》，可视为灵秀化的紧结类型，或者说是舍弃了紧结类中的质朴，而吸收了宽结类中的清秀，成熟而美观，乃至记于锺绍京名下。颜真卿早期楷书，或许已经受到当时写经体的影响，而其晚年楷书，则似与北齐《唐邕刻经》《沙丘城造像残碑》，陈《生经第一》有脉略关系。至于高昌墓志中的《范法子墓表》，则简直是颜真卿书丹，此表书于高昌重光三年，即公元622年，而颜真卿生于公元709年，则其风格实早于颜真卿百年以上。前人有称颜楷出于《刘懿墓志》《曹植庙碑》的说法，其实都对也不对。所谓对，是时代演化的必然，所谓不对，是颜真卿具体见过、学过什么，出于臆测。

船喻品

龙门体

龙门体，主要指北魏洛阳龙门造像记和诸元墓志，是“魏碑”的主体，以斜画紧结和方笔圭角为主要特征。龙门体大约是从公元495年到公元534年的作品，之后整体上消失了，只有零星风格存在。

龙门体是如何形成的，似没有公认的说法。我认为，紧结一路写经体，如果施之于刀石，则近乎龙门造像。也就是说，龙门体实来于写经体。

当然，龙门体的成因是复杂的。其中，以龙门造像记为代表的粗犷一路，写经施之刀石是一方面。北凉、平城、洛阳之间，也应该存在一定的延续性。与隶书楷化的平画宽结一类铭石书，也不能说划然分界，同样的斜画紧结，斜、紧的程度是有差别的。《龙门二十品》多为稚拙一路，当由紧结类写经化出。但是，像《始平公》《元详》，虽同属二十品，但书丹成熟程度显然更高。造像记的书刻者，水平参差。古拙一路，往往错字、重刻、漏刻现象，正说明书刻者的民间性。而文辞雅驯、书刻精美者，应该有文人，或者说文化层次较高的书手参与。二十品尚且如此，龙门体的庞杂当然更甚。

另外，洛阳作为东汉、西晋的文化中心，经永嘉之乱，文人书法的根基虽然动摇，也不可能完全胡化。个别造像记中应仍有锺卫旧法的影子。特别是元氏墓志，书刻精美，断非经生石匠所能，应该是上承锺繇，甚至受到了羲献新妍的影响。王徽之《新月帖》、王献之《廿九日帖》、王僧虔《太子舍人帖》，如果施之于刀石，当与诸元墓志相当一致。早年，吴玉如先生说《元略墓志》与二王息息相通；后来，刘涛先生提出过魏碑受二王书风影响的假想，惜皆为猜想，至今未成共识。至于王褒入关，时代在后，虽贵游翕然学褒书，当多为尺牍行狎。所谓“崎岖碑碣之间，辛苦笔砚之役”，并无片石传世，是所憾焉。至于《吊比干碑》《张猛龙碑》《郑文公碑》等丰碑大碣，亦当是名手所作，高度成熟，所以在字体上，与诸元墓志就更近一些。当然，即便是北魏丰碑大碣的书手，也不是锺繇、梁鹄、王羲之、王献之这样的人物，其根源民间，说与紧结类写经有渊源关系，似不为过。

高昌墓志的书体，应该由北凉发展而来。起点应为写经，而刻石对写经当然有所改造。北凉——平城——洛阳为一线，北凉——高昌为另一线，这也是高昌墓志与洛阳龙门造像高度一致的原因。高昌墓志墨迹，与紧结类写经体的相通是显然的，更有意思的是，高昌墓志是墨迹，却有刀刻斧凿的感觉，这也让我们揣度龙门造像的书丹原貌。或许，这是为了刀刻方便，故意用笔模仿刀刻的效果所致。我们现在临欧临柳，也总是临出刀刻的样子，但欧阳询、柳公权楷书的原貌，也许并不那么刻意。刀笔之间的相互影响，应该引起注意。

 

范法子墓表

交错性

在特殊时期，书体、字体的演进是多头绪的、交错的。这一现象，在北魏司马金龙墓书法中表现得十分典型。

司马金龙妻钦文姬辰卒于北魏延兴四年（474），司马金龙卒于北魏太和八年（484），前后相差10年，属一个时期。隶属于钦文姬辰的作品有《司马金龙妻钦文姬辰墓铭》。还有一件漆画，漆画上有漆书文字，没有明确题署，但内容为《列女传》，当为钦文姬辰的随葬品。《司空瑯琊康王墓表》，一般称为《司马金龙墓表》；《瑯琊王司马金龙墓寿砖》，一般称为《司马金龙墓砖》。

大致上，《司马金龙妻钦文姬辰墓铭》及《司马金龙墓砖》，当为匠工所书，是铭石类分楷的直接延续。前者方笔，平画宽结，四角撑满，书风稚拙；后者平画，宽结不明显，四角不撑满。由于砖文的制作及材质关系，是圆笔。而《司马金龙墓表》斜画紧结，书写水平较高，已接受楷化新风，与丰碑大碣书风类似，也与龙门体的关系更近。漆画字与诸元墓志相似，更为成熟秀美，浓漆滞笔，尤其可以想像书手水平之高。

书手身份不同，所学各异，导致了书法类型的不同和水平的参差。这种交叉几乎是在同一时空出现的，也说明了隶楷错变的复杂性。这让人不由联想到20世纪80年代，有老辈文人，还毛笔，繁体字写作，大部分人用钢笔、简体字书写，有人用打字机写作，也有新潮的人开始用电脑写作了。

 

司马金龙墓漆书

北齐北周刻经

龙门体在北魏之后，戛然而止，北齐、北周，反而向隶书、分隶的方向发展。书风产生巨大变化的原因，主要原因在于政治复古的倾向，也可能有书刻人物的断层。北齐“傍观旧史，逖听前言，周曰成、康，汉称文、景，编户之多，古今为最”，北周“求阙文于三古，得至理于千载，黜魏晋之制度，复姬旦之茂典”，可见风气。

北齐响堂山石窟与北齐皇家墓葬有关，其刻经当多出文士之手，相对于宽结一路的写经体，更加规范，也更加楷化。而散布山东的摩崖刻经，很大程度上是灭佛的反动，当为书僧、信众所书，与宽结一路写经体的关系更近。

北朝文士旧族，坚守锺卫旧法，正相当于坚守汉魏间隶书、楷书之方折。当复古风气到来，人为地加入篆隶因素，显得更古，实为做作。而山东刻经多出书僧、经生之手，以宽结一类写经体为基础，隶意是自然的，更因擘窠大字，出以古穆圆融，是自然的。

这一时期的刻经，牵涉到安道壹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响堂山《唐邕刻经》、山东摩崖刻经，甚至隋《曹植庙碑》，均出安道壹之手，这有等进一步研究。一是山东《泰山经石峪金刚经》《四山摩崖》等，体量巨大，工程浩繁，恐怕非一人之力能办，安道一作为领袖人物，究竟能亲手书写多少文字，是个疑问。二是北齐、北周有尚古之风，响堂山刻经有淳正的隶书，其楷书亦当为通晓文字者所书，故意夹杂篆隶，为一时风气。其中，赵文深就是一个代表人物。赵文深，字德本，本为文渊，避唐高祖讳而改之。精于文字训诂之学。“王褒入关，贵游等翕然并学褒书，文渊之书遂被遐弃，惭恨形于言色，后知好尚难反，亦攻习褒书，竞无所成，转被讥议。”“至于碑榜，余人莫之逮，王褒亦每推先之。宫殿楼阁，皆其迹也。”就赵文深所书《西岳华山庙碑》来看，正是“以魏晋八分笔法，作楷书之形体”，这样作的原因是“欲拟高古”。《北史》说赵文深“雅有锺王之则”，我看说“锺卫”则可，说“锺王”则不确，因为他的趣味，与江南人士是不同的。

至于南北融合，经隋而唐，北派渐成式微。欧、褚一脉，乃至于颜，都有北派的基础或因素，但也终究合流于南派。

 

唐邕刻经

铁山摩崖

自220年东汉灭亡，到581年隋建立，361年大动荡。隶楷错变，也像王朝更替一样，头绪众多，有交叉，有反复，绝不是线性的。所以，不可能有准确明晰的线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