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塔圣教序》的“修正线”

大雁塔位于唐长安城晋昌坊的大慈恩寺内，又名慈恩寺塔。

北魏道武帝时有净觉寺，隋文帝在净觉寺故址修建无漏寺，后废。贞观十年（636年）六月，文德皇后长孙氏去世，晋王李治才九岁。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太子李治为追念其生母文德皇后（即长孙氏），奏请太宗敕建佛寺，赐名“慈恩寺”。寺建成之初，迎请高僧玄奘担任上座法师，玄奘于此创立了大乘佛教法相宗。

玄奘法师以“恐人代不常，经本散失，兼防火难”希望妥善安置经像舍利为由，拟在慈恩寺正门外造石塔一座，于唐永徽三年（652）三月附图表上奏。由于玄奘所规划浮屠（佛塔）总高三十丈，唐高宗以工程浩大难以成就，又不愿法师辛劳为由，恩准朝廷资助在寺西院建五层砖塔。玄奘法师亲自主持建塔，历时两年建成。

《雁塔圣教序》凡二石，分别镶嵌在大雁塔底层南门门洞两侧的砖龛之中，两碑碑额、碑文书写方向互相左右对称，两碑共1463字。上碑为序碑，全称《大唐三藏圣教序》，位于塔底层南面券门西侧砖龛内，唐太宗李世民撰文，碑文21行，行42字，由右而左写刻；下碑为序记碑，全称《大唐皇帝述三藏圣教序记》，位于塔底层南面券门东侧砖龛内，唐高宗李治撰文，碑文20行，行40字，由左而右写刻。

日本大正时期的书法家比田井天来与松田南溟最早发现了《雁塔圣教序》修正的情况。1971年，由书学院出版部出版了《书学院本·雁塔圣教序》，在此拓片上，共有350个金色与红色的点。比田井天来的儿子南谷也是著名的书法家，他说：“关于这些点，真可惜没有问清楚。”因此，日本别府大学教授荒金信治（号大琳，即荒金大琳，荒金治的父亲）为研究《雁塔圣教序》，分别于1997年、1998年与2006年三次去西安大雁塔进行拍照，回来后把照片放大就发现了许多修正线，甚至还有一个字里进行5处修正的现象。找到的总数是978个字，修正处达1492处。《圣教序》共有821个字，修正的566个字、没有修正的255个字，《圣教序记》共有642个字，修正的412个字、没有修正的230个字。

荒金大琳与荒金治父子认为：褚遂良第一次书写的时候，因为太宗喜欢行书而多用了行书笔画。太宗去世时，定长孙无忌与褚遂良为顾命大臣。650年（永徽元年）十月，褚遂良因为韦思谦弹劾而被左迁为同州刺史。王羲之《兰亭序》写于公元353年（东晋永和九年），唐高宗决定在同为癸丑年的654年（永徽四年），以建《圣教序碑》的方式来纪念。653年（永徽三年），唐高宗招褚遂良回京后重新书写，并开始准备建立石碑。为了建立石碑而回到长安的褚遂良由于心情不佳，多次书写都不如第一次写的效果。最后不得不用以前写的稿子来修正文字。除了“太宗”“永徽”等贞观年间不存在的词重新书写以外，进行大规模的补笔修正。修正的特点就是从行书笔画改成楷书笔画。

荒金父子的研究，发现千年之秘，功莫大焉，但这个事情还有疑问。其一，虽然“序”“记”都作于贞观年间，但拟建雁塔，却是永徽三年的事情。如果说褚遂良贞观年间即书写“序”“记”两文，只能说明原来不是考虑立于雁塔的，这有点不可靠。其二，褚遂良原书有行书笔意，是否已经镌刻？如果说镌刻过，再增加“太宗”“永徽”等字眼，恐怕不太容易。如果说没有镌刻，那又何不按修正后的结果镌刻，而留下修正线呢？其三，永徽元年十月，褚遂良因抑价购买土地而出为同州刺史，属于“轻判”；永徽三年又被召回，恰是顾命大臣的身份起到了作用。这样的政治事件，恐怕内在原因不会因为写碑这么简单。

有人提出，褚遂良书丹时，为郑重其事，先用细笔写了一遍，然后正式书写，则前后有所修正是自然的事情。也许万文韶只是忠于书丹，把先写的细笔也一一刻出了。想万文韶是镌刻名家，焉有不知修正后再刻的道理？

    图  修正线1  修正线2

《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的时间线

    《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简称《集王圣教序》，弘福寺沙门怀仁集晋右将军王羲之书，唐咸亨三年（672）十二月八日京城法侣建立，文林郎诸葛神力勒石，武骑尉朱静藏镌字。行书，三十行，行八十三至八十八字不等。因碑首横刻有七尊佛像，又名《七佛圣教序》。碑原在陕西西安弘福寺，后移西安碑林。此碑于宋以后中断，传世以未断宋拓本为佳。

贞观十九年（645）正月初七，玄奘携佛典回归长安，二月谒见太宗，三月调集人选，组织弘福寺译场，五月开始译经。贞观二十年（646），《大唐西域记》成，进呈太宗御览。上表请太宗为经作序。贞观二十二年（648）六月至九月，奉旨伴驾玉华宫。太宗又劝玄奘还俗辅政，玄奘辞谢。八月，又请太宗为新译经本题序。太宗作《三藏圣教序》，太子李治作《述圣记》。十月，由玉华宫返回弘福寺。慈恩寺建成。十二月，移居慈恩寺，出任慈恩寺住持。

一般认为，怀仁集王羲之书，从贞观二十二年（648）开始，到咸亨三年（672）建成，历时24年。《集王圣教序》还有历时15年、20年等说法，均未见出处。唐太宗李世民贞观二十三年（649）去世。这牵涉到集王羲之书是太宗李世民的主意，还是高宗李治的主意。因为，征用内府藏王羲之书集字上石，肯定要得到皇帝的支持。从李世民酷爱王羲之书法，又曾经用行书写碑的情况看，出于李世民的支持更可信一些。那么，历时24年就比较可信。

李世民在世时，慈恩寺虽已建成，并没有慈恩寺塔。永徽三年（652）三月，于慈恩寺中建藏经塔（大雁塔）。永徽四年（653）建成，是年十月、十二月，禇遂良分别书《圣教序》《述圣记》。这个时间，要么集王书已经进行数年，要么还没有开始，也未可知，但尚未完成是肯定的，如果已经完成，也就不劳褚遂良书写了。

慈恩寺塔碑，没有说高宗李治的孝行，也没有说建塔始末，而以太宗、记宗的序、记勒石，是个特例。文臣帮皇帝、太子润色文辞，事属职分，而最后居然详细列出于志宁、来济、许敬宗、薛元超、李义府等奉敕润色者的职衔姓名，也是特列。至于文林郎诸葛神力勒石，武骑尉朱静藏镌字，在此项工作中比重较大，倒可以理解。怀仁集字，序、记之外，还集了《心经》，也是特例。怀仁在从事“政治”的同时，无意间做了一件书法大事，更是特例。传说怀仁为王羲之之后，也不知道出处，聊备一说。

启功先生《论书绝句》及此，最值得学习，照录如次：

集书辛苦倍书丹，内学何如外学宽。多智怀仁寻护法，半求王字半求官。

唐太宗好王羲之书，一时风靡。其自书晋祠、温泉二碑，即用羲之行押之体，行书入碑，盖自兹始。僧怀仁刻圣教序，逐字集摹王书以成，正可谓双重护法。

古代碑上文，大都列三人衔名，曰篆额，以篆书题额也；曰撰文，撰作碑文也；曰书丹，以朱色书其文于石上，以其笔迹鲜明，易于刊刻也。而集字则不然，必先以蜡纸摹得真迹上字，再以细线勾勒每一点画之背，轧附于石上，然后奏刀，逐线刻之。古碑后或著石工姓名，然皆只称刻石或称镌字而已。惟此碑后有勒石者，有刻字者。盖勒石者，谓勾字附于石上也；刻字者，谓以刀刻石成字也。昔传集字二十年始成，以其工度之，殆非过夸。

佛家以佛书为内典，其学曰内学；教外典籍为外典，其学为外学。书艺于佛家，亦属外学。怀仁集字，千古绝技，而集字书经咒，颇有误字，知其外学精于内学也。

“般若（b r）”用“般”不用“波”，而“波罗”用“波”而不用“般”。怀仁集《心经》四句偈作“般罗揭谛，般罗僧揭谛”，是不应该的。“般若”是智慧的意思，“波罗蜜多”是到达彼岸的意思，怀仁集字最后题作《般若多心经》也不应该。顺便说一句，怀仁集《心经》，有几个“般”字实是“股”字，则其精于书学，亦觉可疑，但要说他不精于书学，集字之难，排布之美，又巧夺天工，那是不可想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