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曰：“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门户求水火，无弗与者，至足矣。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译文】
    孟子说：“教导百姓在田地里精耕细作，减轻他们的赋税和负担，就能让他们富裕起来。再教导百姓吃饭要规律，花钱要注意控制，就有用不完的财富了。一旦离开了水和柴火，百姓就不能生活了，但如果有人在半夜敲门讨要一些水或柴火，却没有不给的人，这是因为谁都有够用的水和柴火。圣人治理天下，就要让百姓的粮食像水和柴火一样充足。如果能这样，百姓哪有不仁慈的呢？”
    【阐释】
    公元前322年，孟子由鲁归邹后，在本年十月之前到了滕国，受到了滕国国君滕文公的真挚欢迎，“馆于上宫”。几天以后，滕文公专程拜访了孟子，向孟子询问治国谋略。孟子从行仁政谈起，着重向滕文公阐述了自己“薄税敛”的主张。
    孟子提出的“薄税敛”，是其仁政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政冶、经济、道德的多重意义。他在《梁惠王上》中建议梁惠王应实行“省刑罚，薄税敛”，进行道德教化，使本国强盛起来，人民勇敢起来，用木棒也足以打败秦楚之坚甲利兵。在这里又指出“薄其税敛”，可使百姓富足起来，粮食多得如水火，家家用之不尽，就不会在道德上有不仁之人了。虽然孟子在经济与政治、经济与道德关系的认识上，存在“自”的片面性倾向，但他对国君行仁政而提出的“富民”思想却是值得赞许的；在当时捐税多如毛，苛政猛于虎的社会，孟子为达“富民”的目的而提出“薄税敛”的具体谋略手段，也是应该肯定的。尽管这在当时难以付诸实现，但其进步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这一段与孔子“先富后教”，以及孟子自己在《滕文公上》里论述“有恒产者有恒心”的思想是相通的，而与《大学》所论“德本财末”，孔子所论“放于利而行，多怨”，以及孟子自己所论“以义治国，何必言利”的观点则有些不同。这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反映出儒家学说在政治和经济问题上的矛盾和困惑。
    “先富后教”、“有恒产者有恒心”和这里所说的“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都表现了儒学抓经济基础的一方面，而“德本财末”、“放于利而行，多怨”，以及“何必言利”的观点则表现了儒学重政治、重教化的一方面。孔子也罢，孟子也罢，儒家先贤们的确在不同的时候和不同的场合下有不同的侧重和说法。所以，我们可以把以“德本财末”和“先富后教”为代表性说法的两种思想看作是儒学在治国问题上的一对矛盾对立范畴。
    至于这一对矛盾对立的范畴是否得到过“统一”的解决，从理论上看，儒家的先贤们似乎没有作过这方面的专门论述，而我们的感觉，他们总的倾向上还是更偏重于政治，偏重于教化方面的。从实践上看，在不同的时代，不用的社会时期内，情况有所不同。但总的说来，政治与经济作为对立统一而又相辅相成的两极，对它们的不同侧重似乎贯穿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直到今天，我们不也还在探讨这个问题吗？从“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又要“谈政治”，使我们感到，政治与经济的关系，的确是我们怎么也摆脱不了的一对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