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都子［1］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

    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书》［2］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3］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4］；水由地中［5］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
    “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坏宫室以为污池，民无所安息；弃田以为园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说暴行又作，园囿、污池、沛泽［6］多而禽兽至。及纣之身，天下又大乱。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7］，三年讨其君，驱飞廉［8］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书》［9］曰：‘丕显［10］哉，文王谟［11］！丕承哉，武王烈！佑启我后人［12］，咸以正无缺［13］。’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14］，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公明仪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15］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诗》［16］云：‘戌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17］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
    【注释】
    ［1］公子都：孟子的学生。
    ［2］《书》：在这里指《尚书·大禹·谟》
    ［3］掘地：挖掘壅塞的地方。
    ［4］菹：有水草的沼泽地带。
    ［5］地中：低地。
    ［6］沛泽：沼泽水草丰茂。
    ［7］奄：位于东方的诸侯国，曾助纣为虐。
    ［8］飞廉：商纣的宠臣，善于飞跑。
    ［9］书：在这里指《尚书·周书·君牙》
    ［10］丕显：大显。
    ［11］谟：计谋、谋略。
    ［12］后人：指周成王和周康王。
    ［13］缺：缺乏
    ［14］横议：乱发谬论。
    ［15］闲：熟悉。
    ［16］诗：在这里指《诗经·鲁颂·沁宫》。
    ［17］诐：偏颇、邪僻。
    【译文】
    公都子问孟子道：“外面的人都说先生喜欢辩论，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孟子回答道：“难道是我喜欢辩论吗？我是不得已而辩论啊！人类诞生已经很久了，总是一时安定，一时动乱。在尧的时候，水势倒流，在中国泛滥，蛇龙到处盘踞，人们无处居住；地势低的地方，就在树上搭窝栖身，地势高的地方，就打相连的洞穴。《尚书》上说：‘洚水告诫我们。’洚水，就是洪水。尧派禹治水。禹开挖河道，让洪水流注进大海；驱逐蛇龙，把它们赶进荒草丛生的沼泽；水都顺着地中间的河道流泄，这就是长江、淮河、黄河和汉水。险阻排除了，危害人类的鸟兽消灭了，然后人们才能够在平地上居住。
    “尧舜去世以后，圣人之道衰微了，暴君相继出现。毁坏民房开挖成深池，使人民无处安身；废弃农田改作园林，使人民断了衣食来源。荒谬的学说、暴虐的行为纷纷出现，园林、深池、沼泽多了，禽兽又聚集来了。到了商纣时，天下又大乱了。周公辅佐武王杀掉纣王，讨伐奄国，三年后除掉了奄君，把飞廉驱逐到海边杀掉。消灭的国家达五十个。把老虎、豹子、犀牛、大象驱赶到很远的地方，普天之下人心大快。《尚书》上说：‘多么辉煌啊，文王的谋略！后继有人啊，武王的功业！扶助、启迪我们后人，都正确完美没有欠缺。’
    “太平盛世和圣人之道又一次衰微了，荒谬的学说、暴虐的行为又纷纷出现了，有臣子杀国君的，有儿子杀父亲的。孔子感到忧惧，编写了《春秋》。《春秋》，纠正君臣父子的名分，褒贬诸侯大夫的善恶，这是天子的职权。所以孔子说：‘了解我的，恐怕就在于这部《春秋》吧！怪罪我的，恐怕也就在于这部《春秋》吧！’
    “如今圣王不出现，诸侯放纵恣肆，隐居不仕的人横发议论，杨朱、墨翟的言论充塞天下。天下的言论，不是归向杨朱一派，就是归向墨翟一派。杨朱宣扬一切为自己，这是心目中没有国君；墨翟宣扬对人一样地爱，这是心目中没有父母。心目中无父无君，这就成了禽兽。公明仪说过：‘厨房里有肥肉，马棚里有肥马，而百姓面黄肌瘦，野外有饿死的尸体，这好比率领着野兽来吃人啊！’杨朱、墨翟的学说不灭亡，孔子的学说不光大，这会使邪说蒙骗人民，堵塞仁义。仁义被堵塞了，就导致率领野兽吃人，人与人将互相残食。我为此忧惧，决心捍卫古代圣人的思想，批驳杨朱、墨翟的学说，排斥荒诞的言论，使邪说不能产生。邪说从心里产生，就会危害事业；在事业上起了作用，就会危害政治。如果再有圣人出现，也不会改变我这话的。
    “从前大禹制服了洪水而使天下太平，周公兼并了夷狄，赶跑了猛兽而使百姓安宁，孔子编写了《春秋》而使犯上作乱的人畏惧。《诗经》上说：‘打击戎狄，严惩荆舒，就没有谁敢抗拒我。’目无父母、国君的人，正是周公所要讨伐的。我也想端正人心，扑灭邪说，批判放纵、偏激的行为，排斥荒诞的言论，以此来继承禹、周公、孔子三位圣人的事业，这难道是喜欢辩论吗？我是不得已啊。能够用言论批驳杨朱、墨翟的人，才是圣人的信徒啊。”
    【阐释】
    在这一章里，孟子的学生问孟子道：“人们都说先生喜欢辩论，先生为什么喜欢辩论呢？”孟子听了，有些恼火的回了一句“予岂好辩也哉！予不得已也”，哪里是我喜欢辩论啊？我是迫不得已，不辩不行啊！
    不辩不行，真有这样的事吗？孟子生活的战国时代，既是诸侯割据争霸的时代，又是各种学说和思想“百家争鸣”的时代，作为儒家学派在战国时期的代表人，如果孟子在辩论之风盛行的当时，保持沉默和退避，那么也许儒家的发展和影响就要大打折扣了。也的确不是孟子好辩，但为了捍卫儒学，他又被迫不得不通过辩论为儒家在社会思潮中赢得一席之地。所以他才说“予岂好辩也哉！予不得已也”。
    然而，也正是由于孟子在“不得已”间被迫站出来，参与到“思想大辩论”之中，并凭借他的才华和能力，赢得了“外人皆称夫子好辩”的名声，儒家的声威才因此日渐大振。不仅如此，甚至有人认为，即使在遥远的汉代以后，儒家依然能在“百家争鸣”的局面中登上“独尊”的局面，都是因为孟子“好辩”的功劳。也有人认为，孔子和孟子虽然并列为儒家“二圣”，但却又各有所长。孔子是“述而不作”，而孟子则流传下许多鸿篇巨著，为儒家创造了许多珍贵的文字资料。在汉代以后的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儒家思想一直是中国的主导思想和主流文化，还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影响了周边国家的文化和思想。
    回到本章的内容，我们可以发现，在孟子说“予岂好辩也哉！予不得已也”这句话时，儒家学派也是到了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时期。当时，杨朱学派和墨翟学派已经是影响力特别巨大的两大学派，不论是从系统上还是从理论上，都远远超过了儒家学派在社会上的影响。而反观儒家，除了孟子以外，再没有合适的人选能够抵挡住杨朱学派和墨翟学派的进攻。
    那么，孟子和其他的儒家人物相比，有什么过人之处呢？孟子还真有三个过人之处。其一，孟子继承了孔子流传下来的儒家正统思想，这使他超越了几乎同一时代的儒家另一位代表人物荀子；其二，孟子学问根基深厚，能够代表儒家学派的最高水平；其三，孟子善于辩论，他的辩论技巧丰富多样，气势磅礴大气，不仅儒家少有对手，就是整个战国时代都鲜遇敌手。因此，抵挡其他学派的攻讦的任务便非孟子莫属了。事实证明，孟子也确实扛起了“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和“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