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风最初产生于西周，汉代开始普及，大都比较实用，多用来作临时隔断，或作遮蔽之用。到了明清时期，屏风不仅是实用家具，更是室内必不可少的装饰品。屏风主要有带座屏风、曲屏风、插屏和挂屏几种形式。带座屏风，又叫硬屏风，因屏风之脚插入底座而得名，扇数多为单数，以一、三、五居多，中间一扇较大，两厢扇数对称，扇间用走马销相衔，边饰站牙，顶置屏帽。独扇的带座屏风，往往是大木雕屏风，木雕艺人习惯称它为“落地屏风”，传统上往往都是双面透空雕，很少只有雕一面的。

吐鲁番墓室壁画花鸟屏风曲屏风是一种可折叠的屏风，也叫软屏风。它与硬屏风不同的是不用底座，且都由双数组成。最少两扇或四扇，最多可达数十扇。有以硬木做框的，也有木框包锦的，包锦木框木质都较轻；屏心也和带座屏风不同，通常用帛地或纸地刺绣或彩画各种山水、花卉、人物、鸟兽等。一般说来，带座屏风较重，曲屏风较轻。在陈设上，带座屏风多陈设在居室正中的主要位置，而且相对固定。曲屏风则不然，在宫廷中，这种屏风多设在各宫正殿明间，屏前设宝座、条案、香筒、宫扇等物。这样借后面的屏风挡住人们的视线，更突出了屏风前的陈设，造成一种庄严、肃穆的气氛。

插屏一般都是独扇，形体有大有小，差异很大。大者高3米有余，小者只有20厘米，大者多设在室内当门之处，根据房间和门户的大小，来确定插屏的高度。插屏和多扇座屏的作用相差不多，主要是用来挡风和遮蔽，在室内又有装饰作用。

汉南越王墓出土的漆木屏风

清初出现挂屏，多代替画轴在墙壁上悬挂。它一般成对或成套使用，如四扇一组称四扇屏，八扇一组称八扇屏，也有中间挂一中堂，两边各挂一扇对联的。这种陈设形式，雍正、乾隆两朝更是风行一时，在宫廷中皇帝和后妃们的寝宫内，几乎处处可见。明代以前，屏风多趋于实用，主要用于遮蔽和作临时隔断，大多是接地而设，而挂屏则已脱离实用家具的范畴，成为纯粹的装饰品和陈设品。

 

 

樗蒲（ch pú），也作“摴蒱”，又名掷卢、呼卢、五木，是在六博游戏的基础上予以改进而形成的，类似掷骰子，但规则比掷骰子要复杂得多。樗蒲的用具起初有盘、杯、马、矢等。盘是棋枰，杯是后代骰盆，马是棋子，矢即骰子，有黑有白，共有五枚，故称为“五木”。宋郑樵《通志·草木略》载：“樗似椿叶脱处有痕，为樗蒲子。”有人认为樗蒲之得名，系由樗叶脱处所留痕迹而来，所以五木又被简称为“齿”，掷得彩名称为“齿彩”。五木可以组成六种不同的排列组合，其中全黑的称为“卢”，是最高彩；四黑一白的称为“雉”，次于卢；其余四种称为“枭”或“犊”，为杂彩。玩樗蒲时，人们都希望能够掷出全黑的头彩。和凝在其《宫词百首》之三十九便形象地描绘了这种心态：“锦褥花明满殿铺，宫娥分坐学樗蒲。欲教官马冲关过，咒愿纤纤早掷卢。”宫女们在心中祈祷快点掷出全黑的头彩，以便冲关获胜。

 

 

辒（w n）辌（lián ）车，古代的一种卧车，设有帐幔，上开窗子，可以根据气温开闭，使车内或温或凉，所以称之为“辒辌车”。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规定辒辌车为四马驾驭的、车轮轮距为203厘米的卧车。据《史记·李斯列传》记载，秦始皇在巡幸途中病逝，为了防止京城发生变乱，赵高等人严密封锁始皇驾崩消息，将始皇尸体放在其原来乘坐的辒辌车中，每天照常接受百官的朝拜，直到返回首都咸阳，才矫诏立胡亥为太子，然后公布秦始皇驾崩消息，胡亥即位，即秦二世。后来辒辌车就用来作为丧车。《汉书·霍光传》记载：“载光尸柩以辒辌车。”颜师古注：“辒辌，本安车也，可以卧息。后因载丧，饰以柳翣，故遂为丧车耳。辒者密闭。辌者旁开窗牖，各别一乘，随事为名。

 

 

 

 

阳关是我国古代陆路对外交通咽喉之地，是丝绸之路南路必经的关隘。它位于今河西走廊的敦煌市西南七十公里南湖乡“古董滩”上,因坐落在玉门关之南而取名阳关。阳关始建于汉武帝元鼎年间（前116～前111），在河西“列四郡、据两关”，和玉门关同为当时对西域交通的门户。作为古代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西汉时为阳关都尉治所，魏晋时，在此设置阳关县，唐代设寿昌县。宋元以后随着丝绸之路的衰落，阳关也因此被逐渐废弃。

故此，阳关大道是指经过阳关通向西域的大道。唐代王维《送刘司直赴安西》：“绝域阳关道，胡沙与塞尘。”后泛指通行便利的宽阔大路，也比喻有光明前途的道路。人们常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即由此得来。

 

 

康庄大道，原作康庄之衢。按照《尔雅·释宫》的说法：“四达谓之衢，五达谓之康，六达谓之庄。”因而“康庄大道”就是指宽阔平坦、四通八达的大路。它源于战国时期齐宣王为稷下学宫中的学者在四通八达的大道旁修筑宅第。

公元前319年，齐宣王即位。他借助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一心想称霸中原，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为此，他像其父辈那样广招天下贤士而尊宠之，大办稷下学宫，为稷下学者提供优厚的物质与政治待遇，“开第康庄之衢”，修起“高门大屋”，政治上，授之“上大夫”之号，享受大夫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待遇。勉其著书立说，展开学术争鸣，鼓励他们参政、议政的热情和积极性，吸纳他们有关治国的建议和看法。因此，吸引了众多的天下贤士汇集于稷下。由此，“康庄大道”也被多用来比喻美好光明的前途。清代李宝嘉《官场现形记》六十回：“我梦里所到的地方，竟是一片康庄大道，马来车往，络绎不绝。”

 

 

道路，是由一地通往另一地的路径。公元前20世纪的新石器晚期，中国就有役使牛、马为人类运输而形成的驮运道。相传，是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发明了车轮，于是以“横木为轩，直木为辕”制造了车辆，继而产生了行道。公元前16世纪至前11世纪间，中国人已懂得夯土筑路、用石灰稳定土壤。在殷墟遗址还发现由碎陶片和砾石铺筑的路面。公元前11世纪至前5世纪，道路的规模和水平已有了相当的发展，出现了较为系统的路政管理，人们已将市区和郊区的道路做出了不同的划分：城市道路分“经、纬、环、野”四种，南北之道为经，东西之道为纬；城中有九经九纬呈棋盘状，围城为环，出城为野；郊外道路分为路、道、涂、畛、径五个等级。可见，当时周朝的道路已较为完善。公元前475年至前221年，人们已经能够在山势险峻之处凿石成孔，插木为梁，上铺木板，旁置栏杆，称为栈道，这是战国时期道路建设的一大特色。

公元前221年至前206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立即修建了以首都咸阳为中心、遍布全国的驰道网，这种驰道可与古罗马的道路网媲美。西汉王朝曾派张骞两次出使西域，远抵大夏国（今阿富汗北部），开创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公元581～618年，隋朝建造了规模巨大（数千里）的道路工程。公元618～907年，唐朝几次下诏书于全国，保持全国范围内的道路畅通，实行道路保养。当时的道路布置井然、气度宏伟，影响远及日本。宋、元、明、清几代，道路工程方面均有不同的提高和贡献。

然而，“道”与“路”还是各有所侧重。“路”可以理解为“各迈各的脚”，意思是只要迈步顺着走就可以到达目的地的路径；“道”则应理解为“在脑袋指导下而走”，意思是必须用脑袋思考、探索而走通的路径。故此，路是眼睛明显可见的路径，道则是眼睛看不到或看不清，必须由头脑分析、思考和探索才能迈步而行的路径。

 

 

轼，古代车厢前面用做扶手的横木，其形如半框，有三面，供人在车子颠簸时抓扶或凭倚之用。古人在行车途中如要对人表示敬意，即扶轼俯身低头，这个致敬的动作也作“式”或“轼”。如《礼记·檀弓下》：“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式而听之。”《史记·魏世家》：“（魏文侯）客段干木过其闾，未尝不轼也。”但是，“兵车不式”，大约因为甲胄在身，不便于俯身低头。由于轼在大多数情况下没什么用，可是少了它也不行，以此也用于比喻不要显山露水，不要锋芒毕露，为人老老实实，安守本分。苏洵为他的儿子取名“苏轼”也正是取这个意思。(见苏洵《名二子说》)

 

 

 

辖，大车轴头上穿着的小铁棍,即车轴两端的键，可以管住轮子使不脱落。辖用青铜或铁制作，呈扁平长方形。《淮南子·人间训》：“夫车之所以能转千里者，以其要在三寸之辖。”《汉书·陈遵传》：“遵嗜酒，每大饮，宾客满堂，辄关门，取客车辖投井中，虽有急，终不得去。”后以“投辖”指殷勤留客。由于辖有管辖控制车轮的作用，后来又引申为“管理”、“管辖”之意，如辖区、直辖、统辖等。

 

 

 

较，指车厢两旁板上的横木。士大夫以上的乘车,较上饰有曲铜钩。《考工记·舆人》：“以其隧之半为之较崇。”在此基础上，延伸出“比较”、“较量”等。如《老子》：“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

 

 

 

古代车轮由辐、辋、毂组成。辐，车轮的辐条，一般每个车轮有三十根辐。辐是一根一根的木棍，一端接车轮的边框，即辋；一端接车轮中心有孔的圆木，即毂。由于辐都向毂集中，就称为“辐辏”。后用以形容人或物从四面八方聚集在一起，就像车辐集中于车毂一样。如《汉书·叔孙通传》：“明主在其上，法令具于下，使人人奉职，四方辐辏，安敢有反者！”

 

 

 

轫，阻止车轮转动的木头，车子启行时，拿掉挡车之轫，故车启程称为发轫，借指动身出发。《楚辞·离骚》：“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朱熹集注：“轫，搘(ｚｈ )车木也，将行则发之。”《淮南子·兵略训》：“故得道之兵，车不发轫，骑不被鞍。”杜甫《昔游》：“余时游名山，发轫在远壑。”

 

 

古代的车轮子是用木料外加铁箍箍紧的，史书称之为铁笼。车子在泥石板的道路上行驶日久，车轮就会在路上留下两道深深的车轮痕迹，即车辙，以后的车辆都是在这两道车辙中行走，所谓南辕北辙的“辙”，就是说的这种车轮痕迹。

战国时期，一个国家的车轮距离与其他国家的不同，因为无法套进这两道车辙中，他国的车辆就无法再到路上行走，这也是各国有意用这种车辙来进行防御，以阻挡其他国家侵略的一个方法。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把这种不同的车辙道路统一为一种尺寸的车辙道路，使得全中国的车轮距离统一尺寸，在各地道路上可以通行无阻，这才是秦始皇车同轨的真正意义。《史记·秦始皇本纪》：“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这样一来，全国的辎重车可以在各条道路上自由行走，对于调剂各地的经济、军事以及国计民生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遂成为统一的象征。

 

 

安车，古代一种通常用一匹马拉的、可以在车厢里坐乘的车子。上古乘车一般都是站立在车厢里，而安车则可以安坐，故名。《礼记·曲礼上》：“大夫七十而致事适四方，乘安车。”汉郑玄注：“安车，坐乘，若今小车也。”官员告老，或征召德高望重的人，往往赐乘安车，这是一种优礼方式。

安车多用一马，也有用四马的，那是表示特殊的礼遇。《史记·儒林列传》：“于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车驷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轺传从。”申公年高德劭，故汉武帝用驷马安车去征迎他；其弟子从行，却只能乘一马或二马拉的普通轺车。此外，西汉著名辞赋家枚乘，被汉武帝以“安车蒲轮”（用蒲草裹着车轮）征召进京，但因年老体弱，不胜颠沛之苦，于途中生病离世。

 

 

四通八达，是指四面八方都有路可通。形容交通极为便利，也形容通向各方。后也用来比喻事理融会贯通。最早见于春秋时期子华子的著作，《子华子·晏子问党》：“其途之所出，四通而八达，游士之所凑也。”其后，“四通八达”被广泛使用，如《晋书·慕容德载记》：“滑台四通八达，非帝王之居。”也有称“四通五达”的，如《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夫陈留，天下之冲，四通五达之郊也。”所谓“五达”，指的是四面和中央。

 

 

太师椅是唯一用官职来命名的椅子，它最早使用于宋代。太师椅是在圈椅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而圈椅的基础又是交椅。交椅的椅圈后背与扶手一顺而下，就坐时，肘部、臂膀一并得到支撑，很舒适，颇受人们喜爱。后来逐渐发展为专门在室内使用的圈椅。它和交椅所不同的是不用交叉腿，而采用四足，以木板作面，和平常椅子的底盘无大区别。只是椅面以上部分还保留着交椅的形态。这种椅子大多成对陈设，单独摆放的不多。圈椅的椅圈因是弧形，所以用圆材较为协调。明代中后期，有的椅圈在尽头扶手处的云头外透雕一组花纹，既美化了家具，又起到格外加固的作用。明代人对这种椅式极为推崇，因此当时多把它称为“太师椅”。

太师椅在清代大放光彩，最能体现清代家具的造型特点。它体态宽大，靠背与扶手连成一片，形成一个三扇、五扇或者是多扇的围屏。此时，太师椅变成了一种扶手椅的专称，而且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了主要的地位。

 

 

胡床，亦称交床、交椅、绳床。原为中国古代马上民族的用具，通常被认为是从席地而坐向椅坐的转变。胡床的结构是前后两腿交叉，交结点做轴，上横梁穿绳代座，可以折合，上面安一栲栳圈儿。椅圈一般由三至五节榫接而成，下由八根木棒交结而成，交结关节处，多以唐墓石椁侍女捧胡床图

敦煌壁画中武士坐胡床图

金属件固定。整个造型，从侧面看似多个三角形组成，线条纤巧活泼，但不失其稳重。因其两腿交叉的特点，遂又称交椅。明清两代通常把带靠背椅圈的称交椅，不带椅圈的称“交杌”，也称“马扎儿”。交椅可以折叠，携带和存放十分方便，它们不仅在室内使用，外出时还可携带。宋、元、明乃至清代，皇室贵族或官绅大户外出巡游、狩猎，都带着这种椅子，以便于主人可随时随地坐下来休息，交椅遂成为身份的象征，所以我国有“第一把交椅”代表首领的说法。

但是，现代人常为古代文献中或诗词中的“胡床”或“床”所误。至迟在唐时，“床”仍然是“胡床”，而不是指我们现在睡觉的床。例如，李白的诗《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诗人此时应该是夜晚坐在门外的小马扎上，感月思乡。如果是睡在室内的床上，且不说古代的窗户小且不能透光，就是抬头和低头的动作也讲不通。

 

 

筵、席，都是古时铺在地上供人宴饮等活动时所坐的以莞、蒲等编织而成的用具。古人席地而坐,设席每每不止一层。紧靠地面的较大的一层称筵,筵上面较小的称席，人就坐在席上。《周礼·春官·宗伯》：“司几筵：下士二人。”郑玄注：“铺陈曰筵，藉之曰席。”贾公彦疏：“设席之法，先设者皆言筵，后加者为席。”《礼记·乐记》：“铺筵席，陈尊俎，列笾豆，以升降为礼者，礼之末节也。”

此后，筵席一词逐渐由宴饮的坐具演变为酒席的专称。由祭祀、礼仪、习俗等活动而兴起的宴饮聚会，大多都要设酒席。中国宴饮历史及历代经典、正史、野史、笔记、诗赋多有古代筵席以酒为中心的记载和描述。以酒为中心安排的筵席菜肴、点心、饭粥、果品、饮料，其组合对质量和数量都有严格的要求；而宴饮的对象、筵席档次与种类不同，其菜点质量、数量、烹调水平也有明显差异。

 

 

 

我国床榻出现得很早，传说神农氏发明床，少昊始作箦（zé）床，吕望作榻。当时的床包括两个含义，既是坐具，又是卧具。西汉后期，又现了“榻”这个名称，是专指坐具的。西汉刘熙《释名·释床帐》说：“长狭而卑曰榻，言其榻然近地也。小者曰独坐，主人无二，独所坐也。”榻与床的功能相似，区别是床较高较宽，周围有围栏，可施帐幔；榻则较低较窄，无围栏，不施帐幔而可置屏风。此外，榻又特指宾客留宿的床，“下榻”即来源于此。

六朝以后的床榻，开始打破了传统形制，出现了高足坐卧具。此时的床榻，形体都较宽大。唐宋时期的床榻大多无围子，所以又有“四面床”的说法，使用这种无围栏的床榻，一般须使用凭几或直几作为辅助家具。辽、金、元时期，三面或四面围栏床榻开始出现，做工及用材都较前代更好。到了明代，这种床榻已盛行，其结构更加合理，装饰手法达到了很高的工艺水平。如罗汉床，它的左右和后面装有围栏，但不带床架，围栏多用小木做榫攒接而成。最简单的用三块整木板做成，围栏两端做出阶梯形软圆角，既朴实又典雅。

清代床榻在康熙以前大体保留了明代的风格和特点，乾隆以后发生了很大变化，形成了独特的清代风格。其特点是用材厚重、装饰华丽，以致走向繁缛奢靡，造作俗气。

 

 

习惯上，桌形结体一般不包括案，而案形结体不仅包括案，也包括同样类型的桌子。但是，案和桌在形制上有本质的区别，腿的位置决定了它的名称，腿的位置缩进来一块为案，腿的位置顶住四角为桌。除了形制上的区别，桌与案更重要的是精神层面的区别，即案的等级比桌高。如拍案惊奇、拍案而起、拍案叫绝，都是比较高等级的情绪，而拍桌子瞪眼、拍桌子砸板凳，都是低等级的情绪。

案类家具主要包括食案和书案。食案是古代进送食物的托盘，或作长方形、四矮足，或作圆形、三矮足，可以放置在地上。《后汉书·梁鸿传》：“（梁鸿）为人赁舂。每归，妻为具食，不敢于鸿前仰视，举案齐眉。”这里所说之案即为食案。书案是一种长条形的矮桌子，两端有宽足向内曲成弧形，供读书写字和办公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