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入和产出历来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经济学家几乎无时无刻不在研究用最少的投入得到最高的产出，从而取得最大的收益。但是，最佳的平衡点却并不容易找到，小到一户企业，大到整个社会，都是在进行这样的博弈，像寻找藏宝图一样探索最佳平衡点的所在。

  有一种优势叫比较优势，大卫·李嘉图不惜篇幅地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里进行阐述。他以国家为经济单元，认为每个国家都应根据自身相对于他国的成本优势的差别，集中生产并出口具有自身“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由贸易而产生最大的国家收益。同时，也说明生产模式取决于比较优势的现实存在，生产成本投入的多少也取决比较优势发挥的程度。后世许多经济学巨擘评价比较优势贸易理论是对亚当·斯密绝对优势理论的巨大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成为了指导社会发展的重要经济学原理。

  有一种损耗叫“途损”，这是一个运输业的专有名词，指货物在运输途中因必然损失而造成的消耗。当然，这只是运输过程中狭义的损耗，如果从广义的角度来讲，“途损”似乎可以形象的比喻所有运输成本。因为，诸如人工工资、燃油费用、道桥费用等都要计列在成本里，这又何尝不是运输途中的消耗，至少是因为运输而造成的必然消耗。区别只在于：狭义的“途损”仅指货物本身的损耗，广义的“途损”比喻因货物运输而造成的所有成本消耗。

  有一位旅客的名字叫煤炭，它搭乘着大货车日夜奔驰在各种各样的道路上，与其亿万斯年的生长周期相比，这段旅程显的非常短暂，但是旅费却很可能是其身价的几倍。以陕北煤田一吨4500大卡的煤炭为例，通常情况下这位旅客由汽运发送到上海附近，距离大约1700多公里，煤炭自身的价格为300元左右，可是它的旅费要高达850元以上，近其身价的3倍。中国太行山一线以西，在厚厚的黄土下，埋藏着丰富的煤炭，这些旅客经常从这里出发远赴他乡，数量十分可观。2012年中国煤炭产量36.6亿吨，陕北仅榆林一地煤炭产量就有2.03亿吨，绝大部分的煤炭都要经历过长途旅行才可以到达目的地，由此一斑可以想见旅客集体旅费的高昂。加之山西、内蒙古、宁夏、新疆等地的煤炭运输，如果有准确的统计数字，这位旅客的旅费肯定是一个天文数字。

  考察煤炭的旅行现象，用比较优势理论审视运输过程中广义的“途损”，让人不禁要问：大批量、大跨距原材料运输的经济性何在？孙子曰：“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孙子兵法·作战篇第二》西周·孙武著）可见类似于“途损”的情况古已有之，但其发生必须是要在国家最为需要的时候，方才愿意付出巨大的代价来完成大批量、大跨距的货物运输，古代并不是常规状态下也如此组织运输。

  运输成本与距离息息相关，显然成本大小与距离远近成正比。古代的货物运输主要是粮食，《汉书·主父偃传》说，秦时“天下飞刍挽粟，转输北河，率三十锺而致一石”。锺和石是古代一组容积量词，折合成现代计量单位，一石大米有59.2公斤，一锺大米有124.74公斤。也就是说，每运输3742.2公斤的大米，到了目的地只剩59.2公斤，其余都消耗在了路上，可见秦时“途损”更为惨烈。到了汉代，《汉书·食货志》记载：“道路之远，转将之难，率以数十倍而致其一。”汉代运输费用有所降低，但是仍然是耗费巨大，运输成本是货物本身的数十倍，致使国家财力都为之犯愁。古代运输如此，现代运输费用皆已过之。为了把煤炭这位旅客送到目的地，所耗费的成品油数量也十分惊人。一般10吨的货车百公里油耗25升左右，把4500大卡的煤炭运输到1700多公里以外，其实所需成品油的热值已经远远超过4500大卡。2012年，中国成品油的表观消费量同比增长3.3%，总量为25080万吨，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耗国和最大的进口国之一，其中用于这些旅客旅费的投入定为惊人。

  古代大批量、大跨距地运输货物产生的主要负面作用就是运输费用高，“途损”代价太大，由运输而派生的其它问题还不显著。运输就要挤占交通空间，现代社会除了运输费用高昂以外，因为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催生了大型机具的产生，大吨位的运输车辆比比皆是，大批量、大跨距货物运输致使交通流量增加，派生出了交通堵塞等等社会问题。据新闻报道：京藏高速堵车现象频繁发生，进京方向堵车时间一般会持续20多天，严重时在内蒙古境内堵车路段长达120公里，数千辆货车滞留在道路上。拥堵的同时，派生出了事故、路面损坏、疏导不够等等社会问题。就在2012年，中国建成通车高速公路1.1万多公里，高速公路累计通车总里程世界排名第二，尽管如此，堵车已经是常事，成为了现代交通文明中最苦不堪言的伴生物，大批量、大跨距的货物运输为造成交通拥堵功不可没。

  人类的劳动对象绝大部分来自于土地，特别是工业时代来临后，矿产资源已经超过农业生产，成为土地赐予人类的最大恩惠。工业发展已经成为了当今社会发展的主题。土地中出产的矿产资源为了进一步加工制造，运输也就成为了情理之中的事情。德国20世纪80年代的工业发展和中国当前现象具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但是当时德国煤炭的平均运距却比钢铁约短20%。以鲁尔区这个采煤工业起家的工业区为例，始终没有让煤炭这位旅客出去远行，而是以资源出产地为起点开始产业链的延伸，高度强调了地理区域内的工业消费和产成，用地理集中的方式建设工业区，70％以上的煤炭和钢铁在此范围内加工、消费，在原材料和产成品运距的费用差中获取了巨大的优势，于是减少了运输费用消耗，减少了交通拥堵等等社会问题，这种“坐地生财”之道应该值得借鉴。显然，与“途损”的巨大浪费相比，“坐地生财”更具吸引力。德国鲁尔工业区是赫克歇尔、俄林资源禀赋理论的积极实践者，模范地发挥了相对丰富、廉价的产品生产中具有的比较优势，生产出价格相对低的商品，以获得比较利益。漠视能源出产地理的客观存在，不尊重出产地加工的低廉成本，是造成巨大运输浪费的关键所在。

  煤炭这位旅客只不过是无数旅客中最为典型的代表，还有许许多多诸如铁矿石、铝矾土等旅客离开原产地奔波在旅程，那些由它们引发的“途损”还在不停地发生，如果把所有旅客的旅费加总，也许会远远超过产成品的数量。为了改观这种巨大的浪费现象，必须依靠立法实现资源产地与下游加工制造的匹配，建立以原产地为中心的地理经济区域，鼓励资源在一定地理区域内的加工、消费，适度约束原材料的大批量、大跨距运输，发挥地理区域内的比较优势，有效地减少“途损”，实现“坐地生财”的愿望。

  财富对于全社会而言，绝对不是金钱的数量，丰富的物质才是真实的社会财富。用消耗数倍的物质，供应区区小量，已经背离了经世济民之策。至于拿金钱数量衡量社会财富，而不是拿物质的丰富程度衡量社会财富的说法，那就更不足道了，无异于用小商小贩的心思去管理大千世界。社会成本的不合理投入，也许在某个经济环节具有金钱利益，但是就全社会而言物质产出就会存在严重的不经济，用立法来缩短成本投入和产成品的地理距离，抑制成本过度投入，方可提高社会产出的效率，显现出“坐地”能够“生财”的经济性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