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暗发誓，咱自己写写看！何必老是跟在一个日本人的后边而且名字要小一两号呢！成不成另当别论，试试的价值总是有的。

咱自己写写看

Q（读天下）：《高墙与鸡蛋》其“原型”是村上在耶路撒冷的演讲题目，这个书名确实很“酷”，村上有村上的理解，那您又是如何理解“高墙与鸡蛋”的？

A（林少华）：咱们中国人习惯说“以卵击石”，村上则用以卵击墙来比喻个人与体制之间的关系。就鸡蛋的含义而言，我和村上没有什么区别，都是指如鸡蛋一般脆弱而又具有无可替代的灵魂的个体；而关于高墙，在我这里的含义要宽泛一些，泛指对于个体或个人形成压迫的外部力量。它既可以是具体的组织、团体，也可以是大的、宏观的生存环境。“高墙”的本来作用是保护“鸡蛋”的，但历史上和现实中往往不是这样，于是造成了“鸡蛋”与“高墙”之间的对立，甚至要求“鸡蛋”为“高墙”献身。这在当下不利于公民社会的形成。而公民社会无疑是中国社会的发展方面。作为现状，“高墙”显然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我当然要站在“鸡蛋”一边。

Q：《高墙与鸡蛋》是您“脱离”村上，独自创作的开始？

A：这是我的第三本散文集。五年前有一本《落花之美》，去年有一本《乡愁与良知》，今年出了这本。我之所以加快创作步伐，除了要尽一点知识分子的公共责任，站在“鸡蛋”一边，还有一个不大不小的理由——当然也是不自量力——大家知道，我除了是教书匠，还是个翻译匠，仅村上的就译了三十多本。再次滥用鸡蛋这个比喻——恕我不恭——就是把村上用日文生的蛋慢慢变成中文蛋，而且要变得一模一样。人家是双黄的，我也要双黄的，人家是红皮带麻子的，我也不能弄白皮带条纹的，你说苦不苦？苦极了！何况日本一所著名学府还有一双眼睛目光炯炯地盯着，一会儿说美化了，一会儿说庸俗了，一会儿说文语化了。说“鸡蛋里挑骨头”未免有失风度，但芒刺在背的感觉的确是有的。说来也怪，二十多年来仅村上我就翻译了三十多本，若是法国英国西班牙葡萄牙，早就授予一两枚骑士勋章什么的了。可这日本，非但什么也没捞着，郁闷倒落得不少。于是我暗暗发誓，咱自己写写看！“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何必老是跟在一个日本人的后边而且名字要小一两号呢！况且这方面老前辈早已做出了榜样，如我的本家林琴南、林语堂以及周氏兄弟和丰子恺等人，都是集翻译家与作家于一身的大家。我何不也试试呢？成不成另当别论，试试的价值总是有的——这个野心也催生了这样一本小书。

Q：无论是您的翻译作品还是您自身给人的感觉，都带着一种“唯美”。但是有人给您这次的作品冠上了“犀利”二字，“犀利”在哪些方面？

A：其实，我本人也大体上是个“鸡蛋”。北大教授李零和厦大教授易中天曾说大学成了养鸡场。这就是说，大学老师一年很多时间一直忙着下蛋，即忙着写论文提职称和保职称。养鸡场当然要有围墙，围墙又高，大家光下蛋都忙得不得了累得不得了，哪还有心思有时间去当撞墙的鸡蛋呢？可话又说回来，只要你乖乖下蛋而且乖乖下在指定位置，高墙对你还是不错的——保你有奖金、有职称，甚至有行政头衔和种种荣誉称号。实际上我周围也不乏其人，他们是校园的骄子、体制的宠儿，香车宝马的拥有者，十足的中产阶级。但问题是，这样就算好的教授，尤其好的文科教授了吗？一句话，学院体制这堵高墙内缺少的不是下蛋的鸡，而是撞墙的鸡蛋。那么，姑且让我不自量力地做一回这样的鸡蛋吧。于是开始追求大学之道，进而追求社会正义与良知。作为结果，就有了媒体所说的“犀利”，也不能没有。至少我不情愿做一个“缺钙”的教授。

不情愿“从一而终”

Q：您觉得在生活上尤其是创作上，有没有受到村上的影响？

A：人总是互相影响的，这也是绝大部分社会活动存在的前提。我译村上二十多年，完全不受其影响是不现实的。一如村上的创作受到菲茨杰拉德、卡波蒂、钱德勒等美国当代作家的影响，我的创作——如果能称之为创作的话——也受到村上一些影响，如上面提到的“高墙与鸡蛋”，如文笔上、修辞上多少有一些的幽默感和比喻手法等等。有网友以“树林结合”形容我们的关系，但归根结底，“树”仍是“树”，“林”仍是“林”。“无树不成林”在这里并不完全适用。有一点不知你注意到了，蹩脚的翻译可以毁掉一个外国作家——“林”对“树”也构成威胁。

Q：很长一段时间，大家和您谈论什么都离不开村上，您成了村上在中国的“代言人”，您会不会觉得失去了自己，或者觉得被“定格”，就像一个“特型”演员，无法跨出去？

A：就原创和翻译的关系来说，任何译者都是“代言人”（傅雷曾戏称为“舌人”）。但我并没有觉得因此迷失自己。因为，既然文学翻译属于二度创作，那么就必然需要创造性。任何译作都是原作者文体和译者文体相互融合和相互成全的结果。不存在百分之百等值的“纯净水”翻译。也就是说，“我”必然活在而不是死在“林译”村上里边。如今村上作品的中文译者已不止我和台湾的赖明珠两个人了，但我相信，读者看几行就能看出哪个是“林译”。

Q：那现在呢，您离开村上了？还会再翻译村上的作品吗？

A：我还有四本村上作品没译，其中三本是新引进的，不能说已经彻底离开村上。不过说句心里话，一来在译介村上方面已经做了不少事情，二来我毕竟能自己写，因此不情愿“从一而终”。除了创作，还想在学术研究上多有一些作为。即使就村上文学来说，要研究的东西也很多，比如村上作品的中国元素或“村上与中国”等等。

鲁迅首先是个严肃的人，对社会、对人生、对文学从不采取游戏态度。所以鲁迅文学奖首先、或至少应该是严肃的。若不严肃，就别冠以鲁迅二字。

鲁迅文学奖概与鲁迅无关

Q：听说您现在还是为坚持“爬格子”，为什么呢？

A：我其实也尝试过用电脑写东西，但总觉得不拿着笔不摸着稿纸，就上不来感觉。

Q：新书中也收录了对鲁迅文学翻译奖空缺的看法，似乎现在无论是翻译界还是其他，鲁迅文学奖总是避免不了争议和质疑，您说这是责任感与严肃感，能给大家讲一讲，您眼中的鲁迅文学奖？

A：鲁迅首先是个严肃的人，对社会、对人生、对文学从不采取游戏态度。所以鲁迅文学奖首先、或至少应该是严肃的。若不严肃，就别冠以鲁迅二字。可你看现在，一个“羊羔体”就闹得满城风雨。退一步说，车延高同志身为相当够级别的官员，“捞”的东西已经够多的了，何必跟眼巴巴望着那个奖的穷困潦倒的诗人们争那个奖？再说诗写得又不怎么样。我看了几行，看不出多少诗味，基本是大白话分行排列。而评委们也成问题，他要你就给吗？一句话，鲁迅文学奖概与鲁迅无关，建议尽快取消“鲁迅”二字，也好让鲁迅在天之灵得到安宁。

Q：很多人说，翻译是个极其孤独清苦的活计，做职业翻译家笃定要饥寒交迫。您有过这样的困扰吗？这是中国翻译界很大的问题？您是如何解决的呢，也可以给希望向翻译方面发展的朋友一些建议？

A：我恐怕没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不是职业翻译家。我的本职是大学老师，好歹也混了个教授，有一份大体可以维持体面生活的固定收入。稿费再少，也不至于对生计构成实质性威胁。这也从另一角度印证了你的说法，做职业翻译家笃定饥寒交迫。前不久《凤凰周刊》还以“大陆翻译危局”为题刊发文章：“20年以来，中国绝大多数职业的薪酬都翻了20倍，但翻译的薪酬只翻了1倍。1980年代初期，译书的稿费基本是千字30元人民币左右，而现在，平均翻译费也不过千字60元人民币。”此言不虚。这也是中国没有职业翻译家和导致翻译水平下降的一个致命原因。我所以坚持下来，一个原因就是我是业余的，主要不靠这个吃饭，另一个原因是喜欢，我喜欢文学，喜欢文学翻译，不给钱也干。

Q：有人说，中国翻译界已无大师。您是怎么看？作为在培养翻译人才的教授，您又是如何期许翻译界的未来的？

A：大师固然没有，但好的翻译还是有一批的，大家应该冷静而公正地看待中国翻译界的现状，所以我才对鲁迅文学奖翻译奖的空缺加以质疑。应该为之“羞惭”的主要不是翻译界，而应是评奖的规则及其运作方式。我教翻译课教二十多年了，不错的苗子也还是有的，如果引导得法和有相应的机遇，应该能够成才。总之，没必要太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