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陕西，一南一北，但同属文化渊源之地。湖北新旧两个曾侯乙墓，挖掘先后间隔数十年，照样轰动世人。陕西则号称随便踢一脚就是秦砖汉瓦，文物集萃世无能出其右。将两地博物馆摆在一起陈列，颇有打擂台之味，那就品头论足，一比短长吧。前半部是湖北博物馆的展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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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战国时期的老曾侯乙墓主棺的内棺。此墓之规格类似于明皇帝，除主棺外，还有妻妾棺。主棺有外椁，此乃内棺。此棺主要价值就在画上。我只知道其中几何图形是代表生前住宅的形状，其他图形的含义就难以猜测了。但都是介绍棺内主人生前生活内容的。古代楚人视死为活在另一地方，故画图表达他还希望保持这样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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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墓内的物品。因彼时正有俄语导游在陪一组俄罗斯团观看，我不懂俄语，也就不知道这些究竟是何物。只听俄游客嘴里不断发出赞叹声。当我给一位极欲拍照的俄人让位时，记得他嘟囔了句“私掰西吧”。什么？私下掰开向西边偷走吧？我不敢！http://www/uc/myshow/blog/misc/gif/E___6725EN00SIGG.g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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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湖北省博物馆按史书描述复原的楚人居室，按现代说法，叫一室一厅。卧室内的床颇像日本的榻榻米，厅正面地上放的是瑟（“琴瑟和谐”的瑟），左边是弹瑟时用的架子，右边那个就有意思了：是人坐（跪）着时搭肘部的，以减轻膝部不适。墙角是一对酒器。这么看下来，再与旅日时所见对照，真正沿袭了中国老祖宗古风的，居然是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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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钟才是最古老的乐器，在夏朝时（公元前3000年）已有了较简单的编钟。此套编钟起于曾侯乙墓，距今约2400年。编钟截面为椭圆形，长距及短距处各有一个音律，叫一编双律。如此可以用一半数量编钟处理两倍数量音律。说明当时不论冶炼业或对音频的了解都已很成熟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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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方那排叫“九鼎”（九个鼎），下方叫“八簋”（八个簋）。都知“一言九鼎”之说。九鼎，是祭祀的最高规格，专为皇族提供。若再加上八簋（念gui），那就是新继承人祭祀了。这个湖北省博物馆就是厉害，怎么把周天子的家伙事都弄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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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首思英烈，扬眉剑出鞘”。可此剑非同一般，乃越王勾践的原剑。即使隔着玻璃，也能清楚地看到刀刃发出的锐利光芒。是否出土后又经磨砺不得而知，但据馆员讲解，出土时就是这样的。想来这不应是勾践卧薪尝胆时所用，否则也太不合拍了。但冶炼技术高超却是真的。史上有“北铁南铜”之说，指当时北方已有更先进的铁兵器，而南方精炼的铜兵器难以普及，此或是北方最终一统天下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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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股市做散户，我常将“人为刀葅，我为鱼肉”挂在嘴边，这就是葅（切鱼肉的案板）。两侧的尖是用来挂肉备用的，可以将大点的肉展向前方逐次切割。侧板可以防止肉末飞溅。此物颇简陋，似为民间物。看来当时民间食肉之讲究与普遍远胜现在。用这样的葅加工肉，恐够我吃一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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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古乐器瑟的出土原物。瑟与琴筝相比弦较少，弦钮仅四个。此物专为妇人用，男人是弹琴的，因此才有“琴瑟和谐”之说。但亦有存疑之处，如北京孔庙里保存的瑟弦就有25根之多。或因其是祭祀用的礼乐器，与民用不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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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明朝的金镶镂空玉腰带。从图可见，当时的玉加工技术已炉火纯青。据明规，金镶玉腰带只有王爵才有资格佩戴，因此才有“有眼不识金镶玉”之说——不识王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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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青瓷？这个很值得点评。陶与瓷间，通常以胎质区分：陶用质地较糙的陶土，所需烧制温度较低；瓷用较细腻的瓷土，所需烧制温度较高（此区分见诸于国家博物馆展品）。此胎明显粗糙，应属陶土为胎；从其釉面看，釉料融解不充分，也说明是低温烧制。故应是陶器。况东汉时尚无高温燃料，不具备烧瓷条件。如此细究，是因为冬宫博物馆里的所谓瓷器，历史久于中国瓷，但其胎质与此类似，故应属于陶。分清陶、瓷，才能巩固中国瓷器发源地名位。

下面是后半部：陕西博物馆的展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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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最傲人的是蓝田人，若有个把蓝田人展品，那可是115万年前的，足以傲视全国了。可惜经历文革，已难以寻觅。这人面鱼纹盆（公元前5000-3000年）也算是新石器时代最常见的物品，从盥洗到做饭都须靠它。此类盆大多有孔，那时不象现在水源紧张，洗菜时孔将脏水流出；做饭时可起到蒸的作用。可见，新石器时期的智人也是很讲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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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荔人即生活在新石器时代。大荔人历史只有20万年，已属智人，但仍是中国最早的智人。博物馆的展品嘛，就讲究一个“早”字，谁的展品在历史占了先机，谁就是Number One。细究湖北博物馆，唯史前这块略逊陕西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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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陕北石窟寺（钟山石窟）。陕西因地处丝绸之路及北临少数民族故，宗教文化也略胜湖北。而子长县境内的这个钟山石窟寺可是不容易。数百年间历经战火摧残不说，文革时已将其彻底毁灭。此间展出的纯系仿制品，真寺已无迹可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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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时期的洋人罗汉。说到对外交流，此件最为称奇。世人皆知西人信基督教，没想到这个西洋人居然成了佛教的罗汉。能照他的样子做罗汉像，可见他当时的影响力不弱。可见丝绸之路不仅是物资间的交流，文化也同时在彼此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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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秦代的青铜雁。陕西春秋战国时尚弱，彼时的文物显然略逊湖北一筹。但自秦起可就是陕西的强项了。以这个青铜雁为例，其铸造之精美细腻，实为当时难得的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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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西腊的“来通”兽角杯。这件展品在国博及首博均见过，但说明闪烁其词，故不甚了了。陕西到底是正朔，故坦坦然然。原来此物源自希腊，汉时由西经丝绸之路流入，当然西安最先见到。当时按西音称“来通”，意为可防毒的酒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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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鼎四簋之簋。在湖北博物馆见到的是九鼎八簋，在陕西博物馆见到的是五鼎四簋，看来，陕西祖宗的级别确没有湖北祖宗高啊！九鼎八簋是国家元首级，五鼎四簋仅大夫级，差之远矣。这是明显不如湖北博物馆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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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编钟也比湖北的略输一筹。人家那是系统、全面的一组展品，介绍上也详尽备至。从时间相差无几上看，当时的文化交流还是很充分的，但此物应源自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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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博物馆屡有貌似玉石工具展出，但新石器时代的玉器也是稀缺物，当工具使那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当时的工具还是石制品，如图中的石铲等。若论新石器时代的石器，陕西展品算是稀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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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鼎我只在国博见过，但那是自地方博物馆“借”来的。陕西博物馆没那本事，此鼎自然是本地产。由于如此大之“国之重器”，地方博物馆实难寻觅，故陕西馆这回可捞足了面子。

两馆的擂台打完了。我根在陕西，本应为其拉拉偏架。但陕西东西是比湖北多，作为博物馆，需向湖北馆学习之处却更多。如湖北馆甚至有正教授级别的馆员在现场讲解，深入浅出、旁征博引，将一个死文物讲解得栩栩如生，令人肃然起敬。而陕西馆则仅是展览而已。再说到现场灯光，许是为保护文物，陕西馆灯光之灰暗，迫使许多观众不得不使用闪光灯，结果是不但对冲了保护，也弱化了视觉效果。湖北馆则灯火明亮，远观近赏皆宜，相应使用闪光灯的就少多了。博物馆本职是面向观众，若保护也应在照顾到观众前提下的保护，本末倒置实在是管理者定位偏差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