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与拔牙

——读《宋诗选注》随感

张永渝

年少时乱读书，没有很好的转化，剩下一些草率的高粱茬子，斜着尖牙在地上戳着。比如《宋诗选注》，三十年前曾读过，人民文学版，看了几首，便草草放下。师专毕业后又看了三联的版本，稍稍展开——总论、题解和注释，浮光掠影，提供了一些谈资，未接入创造的链条。后来这书散佚。直到前年，又买了一本（2002年版，2016年第十七次印刷），插入书架。

拔牙后身心放松。一首首读下来，粲然可观。钱钟书见识高，文笔好，领我一下子进入了宋诗的内部，厘清了许多诗人（句）的来路和去路。古今中外，诗歌文章，选本很多。大多数的选本，编者尽说好话：好好好，影响大，被低估云云。选本吗，怎么能说不好呢。不好选它作甚？可看了一溜遭，却分不清好坏，至少看不出顶好和次好的区别，往往是，随手一翻，把一些以次充好的记下了。缺乏准备和方法的走马观花，留下的只是模糊的印象。

这个选本卓尔不群，与其说是选本，倒更像一本教材。它有着鲜明的个人风格，却扎实严密。比如用典，这个宋诗里绕不过去的基本技术。本书告诉我们——太粘稠了便不佳。晏殊有诗云：“楚梦先知薤叶凉”——他把楚怀王梦见巫山神女的事缩成“楚梦”二字。钱又举胡宿把“老子讲过‘如登春台’那件事缩成‘老台’”的例子——一下子就明白了作者所言”把古典成语割裂简省得牵强不通”是怎么回事。进一步，钱说“这种修词是唐人类书《初学记》滋长的习气，而更是模仿李商隐的流弊。”借他的这段话，我愿意向拔牙的前一日问好。这一日疼得厉害，在疼痛的间隙，留下《太甜的蜂蜜不好采》，提到了阅读、文学活动之粘稠度与创造转化的关系。

钱钟书确是通透之人，不经意间，诗之奥秘、人情世故如巴林石里的鸡血，在阳光的映射和悄然地翻转中呈现。如至为精彩的王安石之题解部分——“也许古代诗人不得不用这种方法，把记诵的丰富来补救和演示诗情诗意的贫乏，或者把浓厚的‘书卷气’作为应付政治和社会势力的烟幕”——如上议论由用典而起，铺展开来，变成了唐宋以降封建社会的诗歌发生学与创作论，高论迭起，层层叠叠，让人大呼过瘾——“不过，对一切点缀品的爱好都很容易弄到反客为主，好好一个家陈列得像古董铺子兼寄售商店，好好一首诗变成‘垛叠私人’或‘牵绊死尸’。”

本书另一个优点是详略得当：无需注的一条也没有如王安石的《悟真院》。解林逋诗，释“底处”，径直两个字，“何处”；释梅尧臣《田家》里的“萁”，非常干脆：“豆茎”。同一首梅诗，论及构思，说的就详细、明白——追本溯源是历代注家和辞典编纂者的基本方法——但钱钟书的追溯并非简单罗列，因之本书的编辑原则，他有观点、有论证，有平实之语，亦有言外之意。能够以合宜的叙述姿态面向初学者——首先他拎出这首诗的两个出处：杨恽的《报孙会宗书》和曹植的《七步诗》。接着分析作者“移花接木”的技巧，最后平白晓畅地道出本诗的句意与引申义——“意思说：‘农民虽然还有豆萁可烧，却没有豆子可煮，锅里空空的，连“煮豆燃萁”都不可能了。’”

前后勾连，比附参酌亦是注释的常用方法。钱钟书于此不遑多让，多有灼见，如他解说欧阳修的《别滁》——“黄庭坚《夜发分宁寄杜润叟》:“我自只如常日醉，满川风月替人愁”，正从这首诗来。欧阳修这两句可以说是唐人张谓送卢举使河源》里“长路关山何日尽，满堂丝管为君愁”;武元衡《酬裴起居》:“况是池塘风雨夜，不堪弦管尽离声”;白居易《及第后归觐》:“轩车动行色，丝管举离声”等等的翻案。”有顺流而下的迁延，亦有溯回而上的对照。再如柳永的《煮海歌》：“太平相业尔惟盐，化作夏商周时节”——“中国古代记载像《书经》的《说命》、《吕氏春秋》的《本味篇》都把治国比于烹任，宰相就等于调味的作料。柳永叙述人民熬盐纳税的痛苦，就联想起《说命》里“若作和羹，尔惟盐梅”那两句话来，希望做宰相的能起作用，恢复所谓“三代之治”。”如此说解，显豁，准确，一目了然。

本书的诗人论、诗歌创作论尤为精彩，真可谓站得高，忘得远。而文风灵动洒脱，全无某些注家鹦鹉学舌一叶障目溜须捧圣的习气。如他对陆游、苏轼、范成大、黄庭坚、王安石等人的评论——是极好的门径——让我们进入宋诗的殿堂。  随手拈出二例。先看大牌杨万里——诚斋体的创造者，开山立派的人物——“换句话说，杨万里对俗语常谈还是很势力的，并不平等看待、广泛吸收；他只肯挑选牌子老、来头大的口语，晋唐以来诗人文人用过的——至少是正史、小说、禅宗语录记载着的——口语。”这一段可见本书的风格。  本书精妙的比喻出人意料的类比不止是门径，对读者而言，又是品格锤炼——即使面对伟大的作家，也要勇于说出自己的话，更是方法训练——新论可立，但不能瞎说，要言之有物，浪花要涌起在文学史的长河中。说到苏轼风格上最大的特色——“比喻的丰富、新鲜和贴切”、奥博，作者举出庄子、诗经、韩愈等人的例子，写得枝叶想通，蓊蓊郁郁。文法恰恰暗通其所言“博喻”之“博”。对于诗人的评价主要集中在选诗之前的题解，但钱老先生还用了扇面法和对比法来充实自己的诗人论和诗歌论，所谓扇面法就是选诗下注解之扇骨连着题解的扇面，互相补充，合力塑造。苏轼的《饮湖上初晴后雨》是一首名诗，其中将西湖比作西施堪称神奇，本诗作者加了一条注，这则注解有两层意思，一层讲本诗的影响，另一层列举了苏轼的四回内互文式的使用，并得出结论：“苏轼似乎很自负这首诗”——这显然是对苏轼性格的细微刻画。  对比法很好理解，就是在题解和注释里将本主与其他诗人的风格、成就作比较，比如杨万里的题解里，作者拿同时期的诗人陆游和范成大来和他比较。书中比较法较为出色的是范成大的题解，作者将他的田园诗与诗经·七月，陶渊明、王维、储光羲、柳宗元、元稹、聂夷中及本朝的欧阳修和梅尧臣比较。更是将田园诗分为三类：“四时田园诗”；“躬耕”、“作苦”诗、写地保公差压迫农民的现实田园诗。他对范成大的评价很高——“到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才仿佛把《七月》、《怀古田舍》、《田家词》这三条线索打成一个总结，使脱离现实的田园诗有了泥土和血汗的气息······”我们再看注释里的一例：“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这是赵师秀的七绝《约客》（曾被选入中学课本）里的后两句，作者在注释里提到了陈与义《夜雨》里的两句——“棋局可观浮世理，灯花应为好诗开”——“就见得拉扯做作，没有这样干净完整。”

再看他笔下的陈师道，另一个我喜欢的诗人——“假如读《山谷集》好像听异乡人讲他们的方言，听他们得滔滔滚滚，只是不大懂，那末读《后山集》就仿佛听口吃的人或病得一丝两气的人说话，瞧着他满肚子的话说不畅快，替他干着急。只要陈师道不是一味把成语古句东拆西补或者过分把字句简缩的时候，他可以写出极朴挚的诗。”这一段类比看出了识见。一味的简缩看来不是什么好事，这让人联想到“因循守旧”，越是坏旧东西，越不适合已经苦守太久的牙床，虫洞周围滋生的细菌会进入血液，引发心脏的毛病。写得越长越留恋坏旧习气，有时是创造力减退的征兆，更是懒惰的借口。旧的当然不一定就坏，似乎好的也不少，可对于已经不能咀嚼破坏牙龈的烂牙根来说，还是越早清除越好。

杨诚斋曾烧掉“少作千馀”，钱钟书说：“江西派的习气也始终不曾除根，有机会就要发作；他六十岁以后，不但为江西派的总集作序，还要增补吕本中的《宗派图》，来个‘江西续派’······”

非得清除吗？假如牙髓发炎，钻开，引流、治疗后，牙冠尚可利用，可考虑安装好一点的烤瓷牙套。清除不清除，清除到什么程度，那得看彼时身体的实际情况。但有一个基本的原则：不能拖拉。

杨万里晚年“认为江西派好比‘南宗禅’，是诗里最高的境界”——此种极端的判断以及钱钟书认为他的诗不能“浸入心灵”的意见，我有不同的看法，但钱之如下认识，诚为不刊之论——“他的诗很聪明、很省力、很有风趣······他那一挥而就的‘即景’写法也害他写了许多草率的作品。”读到这，左侧两颗上磨牙撤退时留下的壕堑隐隐有酸胀之感。

（2020.5.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