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朋友

   他站在台阶上，穿着西服套装，打着领带，我注意到，领带夹太往上了：“别穿的嘎嘎巴巴的，得穿正装。”我决心这星期就买一身套装。他领着我走到办公室，我说改革后效率高了，稿子的质量也上去了。把我送出来，走在砂石路上，他对我说：“换了新领导，是不错，可还是得喝。”

   醒来，是一个梦。提醒我注意形象的这位朋友叫那尔松，十五年前，我刚刚调到宣传部，李直时任赤峰日报驻红山区记者站站长，为了让我和其他一起调入的同事尽快成长，他为我们介绍了三位新闻老师——那尔松、邵涌河和成宏伟。我的老师就是这位始终微笑着的蒙古汉子——那尔松。

   那时候，工作起来真是疯狂。工作时间骑摩托车狂奔，白天去各乡镇和办事处采访，写稿到深夜。2006年，红山区在《赤峰日报》主动发表的新闻稿件是204条（记得杨睿赓兄专门负责此项统计），我一个人就发了153条。2007年，我被评为赤峰市先进新闻工作者，《赤峰日报》第二版还刊发了我的照片和先进事迹。最初几年，除了采写，就是喝。一天得有两回在酒桌上。我请客占多数，喝得昏天黑地，没少拉了饥荒。我招集的酒局，多有那尔松。他的酒品很好，喝得多话却不多，始终微笑着。

他是我的老师，也是松州副刊的编辑。除了新闻稿，我记录整理了一些和本域文化有关的稿件，前后有十几篇，当时还是手写稿，他发在松州上。受到鼓励，我生出信心，决心写出一个系列，用三十部电影串起赤峰的十位画家，刚刚写完画家王世华，《山水情》、《北京杂种》、《北京的乐与路》三部电影串下来，结果被佟副主编给毙了，因为“杂种”二字。自那以后，我对这类文化类的小随笔就失去了兴趣。

2006年的某一天，他邀请我和妻子到家里去喝奶茶，在书桌上我看到了自己的第一部诗集《张蜀恒诗选》，里面的诗估计他没怎么读，他称赞书的开本和封面上绿色的树叶。他向我介绍在《人民文学》、《民族文学》上发小说以及在呼市就读内大文研班的往事。始终微笑着，不疾不徐。那尔松送我一本郭春孚的诗集《裸火》，这本书现在依然端坐在我的书架上。郭春孚是他内大文研班的同学。他来赤峰探访，我们将他安排在市人大招待所，我给了郭500块钱。那尔松批评我太冒失。因为郭已经有了酒精依赖的症状，据说可能是为情而困。陪了郭春孚两天，除了喝就是喝，当时还有诗人独桥木。他也是那尔松的同学。

“松州”副刊多收纸稿，赤峰日报社就在我单位的对过，一脚摩托，几分钟就到了。他的工位在报社顶楼的南侧，他身边的墙上挂着某篆刻家的作品。那里永远不缺阳光和笑声。他说话很慢，圆脸上始终挂着微笑，不时把手插到头发里向后梳理他的长发。他踌躇满志，在写过“扎灯人”、“习武人”系列之后，打算写个赤峰老字号系列，为此，我们还一起到头道街探访。

几年后他离了婚，在市医院小区租了一个房子。开始酗酒。我编写《今日红山》、读书或写作，联系得渐渐少了。举办赤峰百家讲坛，我曾给他打过几次电话，可他兴趣不大。几次在路上遇见，我请他在园林路的小酒馆里吃饭。和前几年相比，他瘦了许多，脸上也多了皱纹。说话越来越慢，但精神还好。有一次，某人联系到我，要急于找到他，电话打不通，我给他充了50元的话费。稍后接通电话，他说没事，在乌丹喝多了，正往回赶。

2010或2011年，我在呼市读文研班，心情失落、茫然无措，打听着他也在呼市，兴奋地打过去，急于想见到他，可他却说有事，打过两次电话，后来再没有了联系。另有一件趣事：一次去北京，在飞机场接到一位小学同学的电话，他是我小学乃至初中阶段最好的朋友，直到高中毕业，我们每年都要一起看正月十五的灯展。他问我在哪儿，说多年不见，很想念，“从志松那里要到的电话”，志松是我师专的同学，是他在蒙中念书时的班长，我说就在北京。他很惊讶。我想急于见到他，他说太晚了，第二天联系我。第二天上午打电话，这位北京某中学的美术教师说没有时间。就这样，我们再也没有联系。

波兰电影大师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白》是一部关于平等与自尊的电影。卡罗尔救了一个想要自杀的米科拉伊（米科拉伊让他帮忙结束生命。最后关头卡罗尔却放了空枪）。他们成了朋友和生意上的伙伴，米科拉伊帮他实现了欺骗妻子多明尼回到身边的计划。但当他无比空虚失落要寻求“朋友”安慰的时候，米科拉伊却冷漠地毫无表情地离开。这一幕像砖雕一样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中。赤峰作家孙书林的作品《孤独者》里有一张照片，是孙书林与赤峰日报专刊部的同事在茅荆坝隧道口的合影，照片左一是那尔松。他穿着浅色的T恤运动衣，深色的裤子，白球鞋，右手背在后面，目光坚定、安详。四十出头，正是我们初识的摸样。  

忧伤的心境让自尊扩大了，我剪断了友谊之间细弱的丝线。我很想念他却疏于和联系。渐渐地，我遗忘了他缓慢而亲切的声音。再一次听到相关的消息，他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蓦然想起胡适的话：“宽容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宽容，就没有自由。”

（2019.1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