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凿的细节具有巨大的修正作用。没有它，对历史的叙述和阐释都容易流于无效。”芭芭拉·W·塔奇曼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荣获普利策奖的著作《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一书中，她以蔑视的笔调描写了宋美龄赴美访问的诸多生活细节：宋每天都要换自己带来的丝质床单，“如果她中午午睡的话还要一天换两次。”所有的房间中都装有电铃和电话，“但是叫人时还是喜欢拍手，这让白宫的服务人员很恼火”；一次晚餐，罗斯福总统和蒋夫人谈起了一次矿工罢工，总统问她假若是战时，中国的做法：“蒋夫人伸出一个手指在喉咙上划过去”；蒋夫人在1943年1月初带着护士和“两位孔家人住进白宫”，包括那位出名的易装癖者孔令侃小姐：“两名年轻的孔家人本来根本没有什么特权，但行事时跟她一样傲慢无礼”。

 

《历史的技艺——塔奇曼论历史》不仅是一部历史研究和历史哲学的文章合集，还可视为关于诗学的方法论集。上篇辑曰“历史技艺”，可视为论点和方法集萃；中篇：“写作成果”，可视为，论据和展开；下篇：“学习历史”。尤其是上篇，可视为补遗。我试着将几篇文章的的题目置换一下：如《计以盎司的历史》改为《计以盎司的诗歌》，《寻找历史》改为《寻找诗歌》，《历史何时开始》改为《诗歌何时开始》；《作为艺术家的历史作家》改为《作为艺术家的诗人》。改动之后，毫无违和感，她的思考大面积地转为写作的隐喻。

 

《历史学家的机遇》，还是别改了，因为她说的恐怕是事实，虽然我不愿承认——“目前，公众对小说的兴趣正在下降，同时一落千丈的还有诗歌和戏剧，人们把兴趣都转移到了纪实类文学”。

我想，在技艺缺失词汇稀少的边城，爱好者与其抱怨诗歌的凋零，不妨反求诸己，认真思考一下塔奇曼的经验之谈：

——“在我看来，创造的过程有三步：第一，艺术家以独到的眼光感知真相，传递真相；第二，表达的媒介——作家用语言，画家用画笔，雕塑家用黏土和石料，作曲家用音符；第三，设计和结构”（《作为艺术家的历史作家》）

——“确凿的细节不能每次都得出什么结论，但能时时揭示出历史的真实，让你脚踏实地，不违背现实。”（《计以盎司的历史》）

——“这些诗人比历史学家更能让普通人熟悉历史，他们有时还会推动历史。”（《历史如何开始》）

——“我发现，写作是在练习中学会的”（《寻找历史》）

       塔奇曼在《寻找历史》的开篇写道：“我从六岁左右开始见识历史的魅力”。开始见识现代诗的魅力是在1993年，我已经20岁。将它当成一种学问，引为终身奉献的工作，是近几年的事。开蒙立志，实在太晚了。虽然出发的晚，但道路依然漫长，如塔奇曼所言，“所有情况下，卓有成效的办法是首先积累材料，然后把它们整理为叙述的形式，在此过程中看着理论或历史规律自然而然的浮现出来。“（《计以盎司的历史》）。写作，首先要积累一个水库的材料，然后一盎司一盎司地量到底。

      演练红薯须根之雷达，不能骑在墙上，单凭招风的耳朵；寻找素材的南非鲣鸟，怕是不能呆在家里念秧，至少要飞到沙丁鱼群的上空······如塔奇曼所言：“寻找确凿细节的最佳之处当然是现场，就像希罗多德去到小亚细亚，帕克曼去到俄勒冈小路一样。”（《计以盎司的历史》）。塔奇曼认为想象力有助于历史学家更好地让读者“身临其境”，她以帕克曼的写作风格为例，写出了想象为唤起读者共鸣而起到的巨大作用——“他在书中描述了一只在春天北飞的野鹅所能见到的、哈德逊河和蒙特利尔之间的地貌：蓝色的河流的曲线，一片黑色的丛林，波光闪闪的湖泊，还有提康德罗加一座座城堡的几何轮廓，’插有波旁王朝的旗帜，像白点一样闪动‘，以及’阿迪朗达克的山野，就像凝固的暴风雨的海面‘”。如上引文来自塔奇曼文章《历史学家的机遇》。这篇文章告诉我，没有什么纯粹的历史学，写环境离不开历史地理学；写人物离不开历史心理学；写事件不可能没有情感，则离不开文学和修辞；结构方面，又离不开历史哲学。历史学如是，诗歌何尝不是？哪里有纯粹的抽空了时代、社会和自然环境诗歌？

在边城，与其在酒桌儿上把脑袋泡酥，守着一块5.7英寸的屏幕将颈椎和志气一起弄弯；与其像吉姆那样不顾朱尔的感受一屁股坐进凯瑟琳的汽车，奔向诗歌的断桥，还不如走向夜市和广场，深入城市的肺腑，回到时代和事件的现场。要尊重读者，像尊重内心一样尊重那无限的少数，哪怕只有一个，也要保有想象力和与时代相适应之必要的知识以作为最后的尊严。

（2017、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