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象诗”随感

——《比萨诗章》与《生命的旅程》对读

    建筑与自然多有暗合之处，水立方的膜结构，好似美国加州的一钟紫草科植物的球形的种子，它的表面呈蜂窝状。醉蝶花的种子表皮的褶皱，让人想到牛津大教堂的拱形天花板。南非泽米铁科一种植物的雄球花，与伦敦玛丽阿塞克街的小黄瓜大楼，像一对孪生兄弟。毛茛科飞燕草的种子，无论形状还是气质，与英国威尔唐德兰博物馆里的一座建筑都很像。

    马雅可夫斯基的楼梯诗，是比较简单的样式，好似边城八十年代的桶子楼楼梯。 一种原产地南非的番杏科植物种子呈典型的雕刻状，直径1.3毫米的种子盘旋上升，好似伦敦大火纪念塔里的螺旋楼梯。

    论及立体诗或具象诗，耳熟能详的是阿波利奈尔的《图画诗》，如《心》、《镜子》、《国王》。此外，还有大名鼎鼎的美国诗人威廉斯和肯明斯，前者如《槐树花开》，后者如《蚱蜢》。王珂、代旭宇在论文《论威廉斯和肯明斯的具象诗》中谈到：“威廉斯只是对原有的正统诗形作了适当的改良，并没有完全打破已有的诗歌秩序及诗家语规则，”，因此他的具象诗比较容易理解。在英语诗歌范围内，肯明斯的具象诗实验更具革命意义：“他不仅故意造出奇特的单词和排列，故意使用插入语，把动词和副词使用为名词，破坏了已有的词序，改造旧有的陈词惯语，甚至在字母的大写和标点符号的使用上也打破了通常的规则。”肯明斯的许多诗歌是不可译的。此外，德语世界的“具象诗派”（遵从王家新、沈睿的提法）亦有广泛的影响，如那首伟大的《苹果》。现代汉语里也有类似的作品——借助排版手段，改变行间汉字的形体、字体、大小和颜色（自媒体如博客、朋友圈使用更频繁），形成某种特别的修辞效果；通过语段位置的错落变化，结合字体改变，形成强烈的视觉对比；孱入各种符号，作巧妙排列，影（映）射环境、强化内容以彰显诗意；如陈黎《战争交响曲》、白萩《流浪者》、左后卫《前妻》、威格《大楼上的霓虹灯坏了几次》、刘川《新时代的一场大雨浇灌了我们最贫困的县区》等。另有才子王敖和他的《黄风怪诗选》。当然，还有我手边的庞德。翻看黄运特译的《比萨诗章》，那里面的汉字（如第七十七章书页右侧与诗行垂直的中文：“非其鬼而祭之谄也”），绝不是建筑里的装饰物，而是它的承重构件。王珂、代旭宇在文末总结道：“仔细研究世界诗歌史长期存在的形异现象，不难发现诗歌创作活动中的“形异”起源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艺术自身的文体革命潜能，是人天生的秩序感与创造欲对抗与和解的结果，也是人生活在自由与法则的矛盾中的生存境况的艺术体现，更是人的自我感和个体人格的诗化，是诗歌语言的奇异性和诗歌艺术的先锋性的创作实践。因此可以确定出具象诗不仅具有游戏价值，更有利于诗的语言抒情表意，还有助于诗人及读者的思维与记忆。”我以为，此为持平之论。

    语义、音乐、视觉，诗歌的三大系统里，视觉属于偏弱的一项。在边城，尤其孱弱，诗人们普遍缺少视觉上有意识的操作。我想，具象诗很难成为主流，但不妨将之引入成长中的风格练习，将行进中的字体变化引为不同的声部的有意编织；将错开的题记或强行进入的补记视为有机的整体。结合字号变化，利用空格、行间距的改变，在建行时对诗句进行有意识地、趣味化的排列、组合，以丰富作品的视觉肌理和层次。在平等、多元、前卫、探索旗帜的引领下，勘察各类语言环境（资源），探寻多样的语言矿脉，发现并提炼更多可利于进一步加工的素材，用以搭建自己完整的知识与创作谱系。在增加素材库容量的同时，强化与之相适的修辞手段。力有所及，还需大胆利用新的建筑材料。就近不妨向庞德学习，勇于挖掘、借重各语种（何妨是“现成的”）经典的语词文句、文法句法；抛开成见，重新审视注释在结构中作用。拓宽视野，开阔对诗艺的理解。黄运特在译后记里指出：“这里便更显出注释对于此《诗章》的重要性。另外，译者深信庞德在自己的创作中旁征博引各国文学典故，其实已化注释为诗艺。可后人学者拘泥于浪漫主义的尺度，常把庞德的诗分为诗行（即所谓读起来更像诗的‘精华部分’）与文句（即所谓以琐碎人物典故为中心、更近散文的‘糟粕部分’），实为误解。因此，读者在阅读此译作时，固然可以随个人习性略注释而不顾，但我只想提醒一句：这样就会失去一次开阔对诗艺的理解的机会”。

   机会往往偏爱有准备的头脑，它对傲慢者总是敬而远之。

（2017、6、10）

附：                                           

                                                                                   《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