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感，“把铁锤平”

就近有两类语言固化的例子。

      一类是集权话语、公众话语、新闻公文话语体系或秩序对善恶美丑的界定的结果。比如五六十年代的“麻雀”。欧阳江河在《当代诗的升华及其限度》一文中写道：“‘麻雀’一词在我们成长时期的个人语境中就成了‘天敌’的同义词，为此不惜发动一场旷日持久的麻雀战争，与其说麻雀属于鸟类，不如说它属于鼠类······例如：‘麻雀’一词划归恶，‘葵花’一词则体现了善”。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念中学时有过类似的体验，比如“自由”这个词，虽没有“自由化”那么臃肿、令人厌恶，这两个音节也像有生无教的货，成为每学期操行评定里，与“勤劳勇敢，关心集体”反方向用力的词，讨厌的还有它须臾难分的伙计：“散漫”或是“松散”。这个经常与“平等”、“博爱”并列的单词，总是灰锵锵的。   再有“工人”，七、八十年代，“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未被“社会主义的劳动者”统一收编之前，这个词以及它对应的社会身份，小城市里是很风光。九十年代，他和下岗搞到了一起，当时“蓝领”还在普通民众的概念之外。“工人”有着极强的附着性，像吸收甲醛和怪味儿活性炭，像活跃的金属如钾、钠等，在自然界一般以化合物的形式存在。   有一段时间给人介绍对象，一打听，在工厂（企业）从事体力劳动，往往很鄙夷——“臭工人啊”。此类评价介入到对人素质和品格评价——“一个工人（意思是别跟他一般见识）”。再比如，“精神文明”这一特色词汇，它常和“建设”黏合在一起，作为意识形态领域重要的务虚工作，“被各级党委常抓不懈”，在官方的宣传探照灯和公文辐射的处理下，这个词发生了严重变异，虽然官方话语有一套细到头发的评价体系，小到过马路，大到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而在底层工作人员和普通民众心里，这个词和参与“建设”的“文明人”往往成为被戏谑的对象——“白天文明不精神，晚上精神不文明”。

    另一类是因为创作者囿于积习，加之懒惰与盲从，好用大路货的平均词汇和没有生命体验的假词，使词语美丑善恶的词义板结凝固。如上所引同一篇文章：“我可以毫不费力地从大陆当代诗作中找出数量惊人的词······家园，天空，黄金，光芒，火焰，血，颂歌，飞鸟，故土，田野，太阳，雨，雪，星辰，月亮，海······每一个词都是另一个词，其信息量、本义或引申义，上下文位置无一不可互换。一句话，这些词彼此可以混同，使人难以分辨它们是词还是假词”。  很自然的，我想到海子，他不是一个成熟的好榜样。于坚曾说过：“那位（海子）不一样，其潜意识是自我表现、且唯我独尊。大词掩盖着小东西。”于坚将海子的诗概括为语言美食，小资情调：“完全看不出语境”。   推广至“老少边穷”的四线城市，这种现象愈发严重。除了如上所列朦胧诗以来大陆现代诗之“基本词汇”外，历史老大词、隔靴搔痒的草原抒情诗之专属词汇、边疆地区四季风貌之“基本词汇”、“贫穷落后”地区心态不正的期期艾艾唤奶吃的叹词和形容词。 比如，历史、草原、文明、勒勒车、蓝天、白云、马奶酒、小草、鲜花、绿叶、心灵、四季······这里许多写诗的从海子起步，气质没学来，加之体制引诱、圈子打磨、岁月淘洗，只剩下油光水滑的句子、地沟油的胚子。欧阳江河进一步指出：“问题不在于这些词能不能用、怎么用，是不是用得太多了——因为写作并不是寻找稀有词汇，而是对‘用得太多’的词进行重新编码······重新编码意味着将异质的各种文本要素、现实要素严格加以对照，词的意义应该是在多方质疑和互相限制中审慎确立起来的······原因很简单，意义应该是特定语境的具体产物。”   

    除了少数开天辟地的天才，谁也没有能力薅着自己的头发离开时代及其具体的语言环境，即便是天才如屈原、陶潜、李白、但丁、莎士比亚、兰波，也没有故意地隔绝时代。如于坚所言：“伟大的诗人绝不回避自己的时代，但是，他总是能表达那种超越时代的、长时段的东西。而这种东西总是栖身在时代的现场，他绝非只在将来才显身”（《怀念希尼》）。   “老少边穷”四线城市的诗人们，或许应该拿出勇气来正视动荡的、金钱的、价值混乱标准模糊、一切皆可调和的时代现实，回到嘈闹、嘈杂的诗歌现场，像希尼之于爱尔兰的沼泽、沃尔科特之于加勒比海的港口和海葡萄、特兰斯特罗默之于北欧的雨雪和在厩中跺脚的星座、帕斯之于古代墨西哥阿兹特克人的太阳历石碑一样，将珍贵的记忆和熟悉的风物、家乡的历史人情引入个我的生命体验中。冷静、客观、介入、多元，情感上切身处地，技术上丰富准确，内容上繁复庞杂，先从己立，写破焦虑，随物赋形，保有惊奇，创造性地运用各种语言材料，耐心聆听异质性的声音，热爱创造，赞美劳动，像希尼那样，举起铁锤，“一阵砰砰和轻击/鼓动风箱，把实实在在的铁锤平。”

（2017、5、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