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杂于一到成为一
                               ————张永渝诗歌《四大灵猴》读后及其他

                                         作者  董辑

     在当下活跃的70后诗人中，张永渝是一个很奇怪的个案，其诗写具有某种独特性和可研究性。去除好诗坏诗的简单粗暴的定性式评价，单就现象来说，张永渝很值得关注。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诗人？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诗歌来源何在？他的诗歌成功之处何在？什么又是他诗歌不足的地方？
     在张永渝身上，矛盾的地方很多，比如，他熟谙西方现代诗歌和朦胧诗之后的中国先锋诗歌，但是又极端倾慕《诗经》那样的古诗；他熟悉各种现代诗歌的体式，但是又对民间小调般的民歌风情有独钟；他是个天才的朗诵家，但是其诗歌文本的混成特点和题材的个人性又远离朗诵诗歌所需要的清晰晓畅；他对口语情有独钟，但是他关注的是方言口语，而不是普通话书面口语，他似乎时刻在力争将方言词汇放入现代诗之中……
     也许，正是这些矛盾，及其这些矛盾带来的张力，使我喜欢张永渝其人其诗，并将之目为一个现象。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诗人呢？我想，这和现代诗所标举的探索实验以及个人性写作和中心涣散有关。正是现代诗重探索实验的传统所带来的无意识诉求，使张永渝不愿意循规蹈矩的写诗；正是因为中心涣散，评价标准的多元，使张永渝敢于也能够在诗写上大展拳脚，进而一点点形成了自己的诗歌样式。而身处边地，身处现代汉诗的小省内蒙，很长时间无缘主流诗坛，又在客观上助长了他诗歌写作的独特性。
     问题是，不管什么样的诗歌，最后要通过“诗歌”的筛子，这个检验是很残酷的，张永渝独特的诗歌，也要经受这种检验。根据一定量的研读，我得出了张永渝的诗歌是一种“地方性后现代主义诗歌”的结论，在地域诗歌写作方面，其诗歌价值大可以尽情拔高，绝对没问题。其诗写的路径和美学呈现主要还是后现代主义的，或者说在后现代主义的视野中，能够被显形和被聚焦。这似乎可以解释这几个问题了，既“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诗歌来源何在？他的诗歌成功之处何在？什么又是他诗歌不足的地方？”
    他的目的是什么？他想写出带有个人特点的实验探索性现代诗歌。
    他的诗歌来源何在？他的诗歌还是在后现代理论中发展出的一种诗写。
    他的诗歌成功之处何在？什么又是他诗歌失败的地方？在我看来，主要在他创造力的特点上，正是纠结在他创造力中的矛盾，成就了他的诗歌，但是也“失败”了他的诗歌，对张永渝来说，其诗歌创造力中的矛盾成分，决定了他的诗歌的向度和高度。
    一般来说，想全面认识和评价一个诗人，需要看这个诗人的长诗（至少要在80行以上），长诗是一个诗人综合创造力的体现，短诗可以剑走偏锋，靠特点和灵感取胜；而长诗不容易藏拙，作者的综合诗歌素质和能力将从中体现，甚至一个诗人人格的品味和文化的程度，都会在一首长诗中以反光和折射的方式出现。张永渝作品很多，但是长诗并不多，这也许和他倾心古典诗歌尤其是《诗经》这类上古诗歌有关，更和他朗诵诗人的特点有关。在2011年创刊的《红山诗刊》第一期中，张永渝发表了一首近期创作完成的长诗《四大灵猴》，我个人觉得，通过这首长诗，可以更好的品读和评价张永渝的诗歌，认识和分析张永渝诗歌创造力的构成和特点，进而定位诗人张永渝。
    《四大灵猴》是一篇致敬之作，致敬的对象是美国诗人金斯堡，这从永渝采用的文体就可以看出来，《嚎叫》式的不分行的长句，澎湃的节奏，敞开的广角的内容瓶口……所以，先从对比入手，应该是读解这首诗的一个首选的方法。
     和《嚎叫》相比，两诗虽然都采用了不分行的长句子，但是前者语句比较流畅，音乐是连续而持续强劲的；后者语句却呈现明显的迟滞之感，音乐是断续而强弱分明的。这和张永渝所习用的诗歌语言有关，他的语言是杂糅的，书面语口语方言口语专业用语俗语引文成语甚至外来词混用，而金斯堡所使用的语言却是风格统一的美式英文口语，客观上造成了强烈的统一的音乐性。另外，《嚎叫》就内容来说，比较统一，比如第一部分基本上是狂乱的美国青年的生活场景、画面和内容，扑面而来，构成一种史诗般的气势和气度；《四大灵猴》内容则比较混乱，呈现明显的拼贴状，作者的着眼点无疑是散点的，这似乎更符合目前的社会现实。最后，《嚎叫》无疑是有结构的，有一个递进般的深度的空间；而《四大灵猴》没有结构，基本上呈自然的平面形态。也就是说，作为一首致敬之作，张永渝在内容的开阔和形式的开放上，获得了《嚎叫》的特点，但是在音乐性上、结构上、内容上与母本有较大的区别。我个人认为，正是有区别的这些地方，是永渝写作中“长短结合”的地方。
    《四大灵猴》是一首很有张永渝风格的诗歌，他的个人趣味充溢其中，比如名字，就是典型的张永渝式的用典，其典出自《西游记》，永渝很喜欢将一些古典甚至民俗的东西隐喻化，当然是个人性的隐喻，这种隐喻如果不加注的话，如果不了解张永渝的知识构成的话，很难让人理解。也就是说，过于私人、随机而又有意个人趣味化的隐喻，无疑破坏了诗歌语境的纯粹。《四大灵猴》是一首有力的诗歌，其对现实的介入，呈现，批判都是非常有力的，我们当下的现实正是妖孽四起如同四大灵猴做妖的时代，张永渝很好的用语言复活了当下的浑浊和泥沙俱下，最重要的是：荒诞。张永渝这首诗歌主要的武器就是荒诞，通过极尽荒诞的语义世界，拼接式的内容呈现，碎片式的社会众生相链接，古今杂糅的无理性的文本世界，达成极度反讽、狂欢的美学效果。但是，毋庸置疑的是：这是一首“所指过于泛滥”的诗歌，极尽泛滥、放任之能事的所指，无疑在某种程度上造成语境不纯的结果。而一般说来，一首现代诗，哪怕是极端晦涩、深奥的现代诗，也以语境的纯粹为写作的最高目标。
      这是一首“杂于一”的诗歌，除了大量无理性拼贴的古今中外、现实历史的内容外，就语言来说，至少有四套语码系统，一套是方言口语语符；一套是古典文化语符；一套是现代汉语语符，一套是外国文化语符，四套语符随机般的狂欢式的扭结成诗语，不但使诗歌语言很难透明和风格化，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接受上的障碍。一般来说，纯于一是一首现代诗的最高境界，其次是成为一，而杂于一一定是还在过程之中（除非是另一种创造意义上的“异质混成”，但是那更需要一种创造力的打通，进而形成统一的语境和深度空间），所以，从杂于一到成为一，当是永渝诗歌写作的目标和目的。然后，再在更高更纯粹的意义上“杂于一”。当然，他已经在很多短诗中做到了成为一，但那是另一码事。需专文另论。
      如果单以这首《四大灵猴》论，我们可以发现，作为诗人的张永渝，其创造力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其开放的杂糅的充满个人趣味的材料使用和驾驭能力方面，其中个性化的想象方式、隐喻方式、语言构成，都是其特点，而后现代的口语、反讽、拼贴、狂欢化等更是其有意识的追求和操作娴熟的武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永渝写的是一种个人理解意义上的现代诗歌，其中有合理的地方，但是也有矫枉过正和过于拘泥的地方。也就是说，个人理解意义上的现代诗，到底是不是现代诗？和正典意义上的现代诗之间，距离有多大？其实这也正是目前中国很多诗人亟须解决的问题，尤其在地域写作中大量存在。大家都在写诗，都在写自己心目中的诗，写自己心目中的现代汉诗，但是，我们写的真是“现代汉诗”吗？还是源自于写作冲动，感情冲动，情绪需要，才华失控的产物？对此，我个人还是倾向于正典意义的现代诗道统，即便是革命、偏离或者破坏，其出发点也必须是正典而不是其他。也就是说，不管什么样的进步或者进化，都是从一个原点起步、出发的，而不是凌空蹈虚和横插一杠子。
     对诗人张永渝来说，拥有诗歌写作的创造力不成问题，而且很独特很强烈；但是如果将“创造力的打通”作为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来面对的话，他还有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打通创造力，让诗歌和诗歌写作从杂于一到成为一进而纯于一，这是每个已经登堂了的诗人们随时都要面对和予以解决的问题。我愿以此和永渝共勉、共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