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说》是唐代文学大家韩愈的名篇，可以说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篇比较全面地从理论上论述“师道”思想的文章。针对当时社会上人人“耻学于师”而致“师道之不传也久矣”的陋习——一个人一旦“事师”就会招致世人的“群怪聚骂，指目牵引”，韩愈以自己的身体力行（收召后学）倡导人们“尊师学道”，企图恢复“儒道”，改良六朝以来糜废的文风学风，达到为儒家正统和巩固李唐政权之目的。“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师说》就是在这种背景目的下写成的，我们可以把它看作“古文运动”的一个庄严宣言。“李氏子蟠”能“不拘于时，学于余”，韩愈“嘉其能行古道”故“作《师说》以贻之”。虽为赠文，却是在全面阐述自己的“师道”思想。至今读来，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一、 为师的唯一条件：闻道

“古之学者必有师。”什么样的人可以为师？

韩愈心目中判定老师的条件与标准是：闻道。“道”到底是什么呢？韩愈在《原道》中有如下定义：“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可见这个“道”是由“仁”与“义”构成的儒家之道。一个人只有“闻”得“道”——博学、熟习儒家的学说和思想，胸有“六艺经传”，才是圣贤之人，才可为人师。对此，我们可以再看看韩愈在《答刘正夫书》中的一段话：

或问：为文宜何师？必谨对曰：宜师古圣贤人。曰：古圣贤人所为书具存，辞皆不同，宜何师？必谨对曰：师其意，不师其辞。又问曰：文宜易宜难？必谨对曰：无难易，唯其是尔。

韩愈认为，文章不必写得太难，关键在于写得正确——让言辞符合文章的内容思想。因此他要刘正夫“师古圣贤人”，因为只有古圣贤人的文章才符合韩愈的要求。并进一步劝说刘要学习圣贤文章的“意”，这个“意”，即是韩愈内心所崇尚的儒家之道。韩愈明确提出“文以载道”“文以明道”“文道合一”等观点，强调“文”是来“载道”“明道”用的，所以“学文”的关键不在于“师其辞”，而在于“师其意”。因此，韩愈这里说的“古圣贤人”，就是那些饱读儒家经书的儒生。韩愈对这些人是很尊敬和崇拜的：“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前，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在昌黎先生心中，只要这个人“闻道”比自己“先”，不管他的年龄大小、地位高低、身份尊卑都可以做老师，都应该虚心向他从师学习，他就是我们的老师。因此，老师没有地位尊卑之分，没有年纪大小之别，只有熟习儒家之道的多少、先后之异——“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韩愈之所以要尊“儒生”为师，可能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源于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作为华夏文化固有价值系统的一种表现的儒家，儒学本身便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华，也是封建统治者用来治国安民的治世之宝。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在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长河中，儒学一直占着统治的地位，尊儒学儒也成为华夏民族的文化传统。《汉书·儒林传》云：“古之儒者，博学乎六艺之文。六艺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汉代治经学必有师承，各以家法教授，教、学的主要内容便是以儒家经典为主的“六艺之文”。这是“王教之典籍”，是先圣拿来“明天道，正人伦”之用的，是“致至治之成法”。因此，上至朝廷的科举考试，下到民间的学校教育，无不上行下效，成为封建社会的一种普遍而传统的文化现象。所以，韩愈以是否“闻道”作为可否为师的条件与标准，是出于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而已。

二是源于自己为儒家正统之目的。从所周知，韩愈是中国“道统”观念的确立者,是尊儒反佛的里程碑式的人物。韩愈多次说：“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答陈生书》）“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答李秀才书》) 可见“道”在昌黎先生心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但韩愈恰恰身不逢时，生活在尊佛老而贬儒道的唐代，出于自己欲重新维护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以巩固王权之目的，韩愈的许多文学理论主张，都把“明道”放在首位，特别强调儒家的仁义和道统：“学古道而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韩愈认为“道”是写作的目的和内容，“文”是写作的手段和形式，文“本志乎于古道”。强调要文以载道，文道合一，以道为主。他倡导人们要“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就是为了使学儒成为一代之风，从而重振儒道雄风，恢复儒道在统治者心中的正统地位。而这必须要依靠“闻道”的老师才能达成。

另外，孔夫子以“不耻下问”的亲身作为，践行了自己 “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也”的学习观、从师观。孔圣人的这种尊贤、好师的学习理念，也使得千百年后的韩愈也心向往之并摹仿着实践之，尤其是身处那种“师道之不传也久矣”的儒学衰微的时代，更促成了韩愈为改变不良文风而欲进行文学变革的社会责任感。但韩愈对“师者”的判定条件和标准与孔子的不同，更具进步性。如果说，孔夫子心中的“师”是指平常意义上我们所理解的“学校老师”，那么，韩愈心中“师”则不是“授之书而习其句读”的童子之师，而是指那些学儒懂儒的儒生。“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在韩愈看来，是基本知识的欠缺，可以由“童子之师”解决（在以后的教学中，学生也可心自己解决）；而对于“道”的认识和掌握，是一般的老师解决不了的。因此，这种老师必须“好古文”，并且是“六艺经传皆通习之”，如此方能“闻道”，才可“传道受业解惑”。

二、老师的首要职责：传道

“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者也。”老师的职责、任务是什么？

韩愈的回答是：传道。韩愈希望老师做的，不是坐在学堂里教授那些“句读”之类的基础知识，而是要“传道受业解惑”。“读书以为学，缵言以为文，非以夸多而斗靡也；盖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耳。苟行事得其宜，出言适其要，虽不吾面，吾将信其富于文学也。”（《送陈秀才彤序》）韩愈认为读书为文的目的不在“以夸多而斗靡”，而应是“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这样才能“行事得其宜，出言适其要”，并坚信能“富于文学也”。可见“学道”才是为文的前提和基础。这与儒家倡导的“君子学以致其道”“君子谋道不谋食”的思想是何其一致。因此，韩愈把“传道”列为老师的首要任务，放在最前。所谓“传道”，就是要在儒道失势的今天，宣扬仁、义、道、德之类的儒家思想，教会学生如何做人，如何成材，从而达到韩愈心目中的为儒家“正统”之目的。这一点可以参看他的《原道》一文，韩愈在文中提出了一个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以来相延不绝的道统传承之脉，肯定了儒家之道的正统地位和在治理国家方面的巨大作用，坚定不移地表明了要以承继道统为自己一生不二的职责的态度。他之所以这样做，有着深刻的现实背景。

唐代统治者奉道教为国教，对佛教也很重视。据《释氏通鉴》载：唐代有寺院约四万余所，僧尼二十六万余人。《新唐书·百官志》载：道观有近两千所，道士、女冠近万人。宗教盛行，享受特权，对唐朝的政治、经济等产生了重大的不良影响。尤其在思想上，佛老与儒家正统思想争胜，致使民众思想认识混乱，从而影响了国家、社会的稳定。在这种情况下，韩愈攘斥佛老，倡导儒家道统，其现实的“济世”理想不言自明。但韩愈毕竟只是一介文人，他只能通过“古文运动”之类的文学变革（这种文化救国的思想也是有传统基础的，中国历史上的知识分子，自觉担负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他们都是通过一些文学运动或变革来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如孔子的“克己复礼”思想，鲁迅的“文学救国梦”等）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这，需要师者的传道。于是，韩愈想到了处在社会各个角落的老师。希望通过他们的广泛“传道”，使社会上的人尤其是那些诸如“李氏子蟠”之类的和自己志同道合的年轻文学爱好者，能学道、明道、卫道，从而挽救这个在韩愈看来已经是处在摇摇已坠地步的儒道。

如果说“传道”是实现心中理想的前提，那么“受业”就是达到这一前提的手段。“业”是指儒家的经典，是“道”的载体。道的达成要建立在学业的基础上。在“受业”过程中，学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疑问，所以老师还有个具体任务就是“解惑”—— 解答学生在学习“道”与“业”两方面时产生的疑问：“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韩愈正是从这方面阐述了从师学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还指出了某些人在择师学习上的错误：“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那些只学“句读”的学生或者只是“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的老师，在韩愈看来都是“小学而大遗”，“惑矣”，“ 吾未见其明也”。韩愈认为，作为“师者”，“传道受业解惑”这三项工作是“为师”的基本职责与任务，这三者是紧密相联的，但“传道”是老师的首要任务，是核心，是目的，是方向；“受业解惑”是进行“传道”的过程和手段。三者有主有次、有条有序、不可混淆。

三、师生关系的理想境界：动态和谐

“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什么样的师生关系是最好的？

韩愈在文中给了我们创造性的答案，那就是：师生互动发展、和谐民主，教学相长。“圣人无常师”，人人可为师。韩愈用一种动态的、相对的、发展的眼光看待师生关系、师道关系，坚决地将老师和学生之间那条人为的固定的界限取消了，这是对自古以来 “师道尊严”传统的大胆挑战（难怪被人视为“狂人”），表现出了作者非凡的学识与胆魄，具有进步性。

“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在韩愈心目中，古之学者“从师而问”，师生关系十分融洽。“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作为学生的孔子，他询官制于郯子，访乐于长弘，学琴于师襄，问礼于老聃。虽然这些人的才能不及孔子，但孔子却是虚心好学，不耻下问，礼尊师长。反过来，作为老师的孔子，他与自己的三千弟子尤其是颜回等七十二贤人之间的亦师亦友的师生情深，已成为千古美谈。读《论语》，我们每每感动于这种亲密融洽的师生关系。而这个韩愈，更是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教学相长、能者为师的师生观作了最好的注解。《新唐书》本传说他“成就后进士，往往知名。经愈指授，皆称韩门弟子。”韩愈不拘时俗，不分尊卑，只要对方是“好古文”的志同道合者，他都能悉心指导，诲而不倦，甚至会亲自给“李氏子蟠”这样的年轻后生作文“以贻之”。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总之，本文虽是为鼓励一个十七岁的孩子学“古文”而作的，也许还有作者自己那么一点自鸣得意（得意于李蟠“不拘于时，学于余”）的味道，但主要的内容却是在论述自己的“师道”思想：老师的标准、老师的职责任务、师生关系。这种“师道”思想即使在今天看来也具有进步作用和积极意义。但韩愈毕竟是一个儒家孔孟学派的卫道者，又是复古主义的大力倡导者，所以他的这种“师道”思想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局限性。他要求的为师的条件是“闻道”，而这个“道”是不折不扣地为巩固封建王朝（具体地说，是为了安史之乱后已经慢慢衰弱的唐王朝）的统治权服务的；他身上有着一种厚古薄今甚至颂古非今的思想，为尊儒而一概排斥佛老，缺少一种兼容并畜的气度；他虽然淡化了老师与学生之间的等级关系，不讳人的地位、身份、贵贱、贤能，提出了能者为师的进步观点，但他的内心深处还是有着阶级歧视的烙印，他对“巫医乐师百工之人”的蔑视和对“士大夫之族”的虽恨犹惜，这是很明显的。

（本文发表于2009年第1期《语文教学研究》，中国北京，刊号：CN22—13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