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谷开来，王陆军和王正刚之外，其余证人的证词，可以用八个字概括“扑风做影，道听途说”。

公诉人提供的证据异常奇特，以各证人的笔录为依据，证人本人却不出庭，这些证词只能说明，公诉人为本案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除此之外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我们要记住一点，公诉人才是原告，他在法庭上所有的权利，和被告是一样的，就是说，法庭并不因为他是原告，就更倾向于他，因此，如果说被告有可能狡辩，那么原告也有可能诬陷。所以，证人出庭的目的，就是为了证明原告的证据属实。

试问，公诉人能否证明，他提供的笔录和证人的口供一致？

显然不能，更进一步说，如果确实笔录与口供一致，他能否证明，证人不是在某种压力之下违心说的呢？同样不能。

再退一步说，即是证人的证词的确是在无任何压力下陈述的，试问公诉人，如何证明证人没有说谎？

公诉人收集了许多证据，但是他必须证明证据都属实，证据必须经得起辩护律师和被告的质疑，而这一点是法庭审判中最艰难的部份，这也是我们最想看到的过程，判断证据的有效性，是审判程序的最亮点，也是判别一国法制水平的主要标志，可是在本次审判中，这一点表现得实在令人遗憾。

证人的证词也颇为奇特，很多都是“听说。。。。。”，这样的证词居然能呈现给法庭？谁人背后无人说？流言蜚语本来就是在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俗话说：舌上有龙泉，杀人不见血，如果这种证词也能作为依据，那么整个中华民族都应该被法庭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