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超现代诗学体系的建构及某种缺失

——“陈超诗学研讨会”上的发言（提纲）

苗雨时

今年，是陈超辞世10周年，也是诞展66周年。对他的怀念和纪念，最好的方式，不再是情感的感性的牵扯，而应是对他的诗学和诗歌创作的理性研究和对话。

我一向认为，陈超建构了自己现代诗学体系，并从事了验证性的现代诗歌实践。他的现代诗学体系，包括诗歌的本体论和功能论、解诗学和文本细读、批评论与诗人论。创设了一系列新的概念，诸如，诗歌的“个人乌托邦”的歌，“生命——思——言”的诗歌生成的哲性机制，“深谷体验”和“两难境遇的整合”，“求真意去”和“一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继承民族传统的“个人暗道”，“历史一—修辞学的综合批评”等。一种理论体系的建构，必须提供一系列自创的独特的新的理念。与此相应，他的诗歌写作，也从理想主义者到经验论者，从主要写“自我意识”到更多地写“生活和事物纹理”。

陈超现代诗学工程，基资源主要是“五四”新文学以来的新诗学，也有中国古代的文论和更多的西方的现代诗学和哲学，并把这一切建基于大量的中国现代探索诗的鉴案和当代外国的解读之上。他站在现代人文精神和历史价值的制高点，以整体性的思维和系统论的研究方法，运用现代实践理性对一切予以检验、审视、剥离和重新发现，从诗歌艺术精神的共同体中提取某些本质的血素，结合当下诗歌实践加以凝聚和提炼，从而，形成了独创的崭新的自洽现代诗学理论。它与20世纪9O年代的先锋诗派同步，也表现了的叛逆性、反思性、前沿性，以及意识与技艺的探索性。他的独立的学术品格和宏伟的诗学创造，无疑具有极高的当代文学史地位和价值。

然而，陈超的现代诗学体系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某种缺失。这是一切思想理论史演进的辩证。

陈超的现代诗学研究，是建立在中国当代新时期新诗潮奔涌向前的波峰之上的。那正是中国先锋诗出现的年代，什么是现代诗，什么是诗歌的现代性，成了当时诗歌界一个绕不开的中心话题。

从普遍意义上，诗歌现代性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个人主体性的确立。中国诗歌的个体主体性，却是在生命意识觉醒，个人化写作盛行的诗歌情境中凸显出来的，因此它更具有历史的时代性和本土的坚实性。陈超的现代诗学理论是建立在个人主体性的中心地位和历史与美学的价值之上的。这一切无疑是正确的。

但是，他的“生命本体诗学”对个体生命的过分强调和作用的无限发挥，却显示了某种程度的极端性。什么都是个人化的。诸如，个人乌托邦、个人生命体验、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继承传统的个人“暗道”等等。这些概念的串联与叠加，就有了“审美个体主义”之嫌。而我们现代诗的个人主体性，却处于时代变革的历史漩涡之中，尽管陈超致力于诗写主体的强健有为的型塑，但在权利话语和金钱神话相互缠绕的严酷的现实面前，任何想从当代噬心的生命体验中超拔出来，实现个人生存的自我“救赎”，都具有极大的精神难度和修辞话语难度。先锋诗人们的诗歌创作也印证了这一点

而“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概念，也有其软弱性。在诗歌与历史的关联上，陈超既反对历史决定论、历史对位性，也责难诗歌写作的非历史化。他企望在个人与历史之间通过“想象力”的中介来达到链接与涵容。但是只凭个人化想象力，是不能还原历史的真实的。卢卡奇的“历史哲学”认为，对人来说，历史既是客体，也是主体。诗人个人与历史的关系，不仅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应答，而且也是主体间的对话。此种复杂的纠葛，历史与诗人相互作用和彼此制约，才能实现诗歌的历史化和历史的诗性化。                           

至于诗歌语言的本体论和功能论，的确改写了传统诗学的内部结构，造成了现代诗歌对语言尊重与敬畏的艺术特征，但语言的本体性和功能性，也不是万能的。特别是当今，语言符号化的张扬，不顾诗的精神意涵，一味地依傍语言，其言说话语，容易招致失去“所指”的实在性，而形成“能指”空转的语言游戏。曾有人说“语言的边界就是诗的边界”，写诗应该充分发挥语言的最大可能性。然而，诗的边界远大于语言的边界，因为人的生命与世界的神秘的未知领域，是永远不可企及的。就是陈超自己有一次到太行山深处的一个小村庄，黄昏时分，他爬上了陡峭的山峦，远眺夕阳西下的云影迷蒙，红叶漫山，他突然感到眼前的静怡与神奇是那么的难以言说。他自问：“有时，语言的缺席，是否可以保持生命体验的在场？”

后来，陈超辞世前对“历史——修辞学的综合批评”的论述，似乎变得谨慎、沉着、开阔与平和。而中国先锋诗，一直以来多为对抗性写作，从当年的体制对抗、意识形态对抗，乃至话语修辞对抗，到后来形成了与虚幻的大历史对抗和人生彻底的虚无对抗，但最终耗尽了个人主体性的所有潜能，而其现实生存体验的感受力和历史想象力日渐衰微。除少数卓越的优秀诗人改换姿势仍坚持诗歌现代性外，大多数先前的先锋诗人都已风云流散……

回顾当年的先锋诗人，多在诗艺探索与话语更新上波诡云谲，真正写噬心主题的诗作并不多。于坚《零档案》，是体制对抗，欧即江河的《悬棺》，是历史的悬疑与悬置，《玻璃工厂》，虽是对现实历史异化的批判，但多止于意识层面。而浏览当前的诗歌作，我不说那些大词、颂称、圣词的空洞诗作，总体观照有这样几种诗歌文化现象：乡土诗的“原乡”回归与澄明；虚假的做作的闲适隐逸的无聊咏叹；关于生与死的存在主义高蹈的哲性玄远；更多的是世俗日常生活的阿Q的精神胜利。我更看底层写作的打工诗歌，郑小琼的一首《羞耻》，写对生命尊严的沉压，令人心灵震颤。在古代，李白的诗，是天上的诗、月亮的诗、梦中的诗，而杜甫，是地上的诗，经历的诗，行为的诗。当下诗界呼唤杜甫重临，就说明我们真正体验的诗、实践的诗、行动的诗太少了。表面的繁荣热闹，掩盖不了这致命的缺陷。

陈超的现代诗学，即使存在着某些偏颇与缺失，但偏颇而深刻，缺失而勇进。尽管大众世俗文化泛滥，后现代文化思潮汹涌，但作为当代诗史的里程碑，屹立在现代文明的基石上，依然高耸，不可撼动。他的现代诗学体系，是历史的，也是向未来敞开的。他的诗学的根本价值及其深湛的艺术精神，在今后诗歌发展的长河中，仍将发挥着永恒的牵引作用。

陈超作为优秀的诗人和著名诗论家，他是真正热爱诗歌，也懂得诗歌的人，他把诗歌当作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一种精神的生存方式。他的命运也和一切真正哲学家命运一样。他们的命运包含在他们的品性和使命之中。为了创造新的思想、新的理论，他们明知道会给自己带来苦难，但仍不辞一切而舍生忘死，一往无前。他们深知自己的事业和追求，是永远达不到终极目的。但对这永无止境的生命长旅，却虽九死而犹未悔。陈超是理想主义者，也是悲观主义者。他带着“绝望的激情”走向“激情的绝望”。虽然他也像尼采一样有强力的“生命意志”，但也难于规避“悲剧的诞生”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