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七子”——《典论·论文》——“燕赵七子”

苗雨时

“建安七子”是建安年间（196～220）七位文学家的合称。包括：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建安七子”之称，始于曹丕所著《典论·论文》：“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期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录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 这七人大体上代表了建安时期除曹氏父子而外的优秀作者，所以"七子"之说，得到后世的普遍承认。七子中除了孔融与曹操政见不合外，其余六家虽然各自经历不同，但都亲身受过汉末离乱之苦，后来投奔曹操，才有了安定的生活。因建安七子曾同居魏都邺（今邯郸临漳）中，又号“邺中七子”。

《典论·论文》，作者魏文帝曹丕。这是中国第一篇文学独立后的完整的关于文学论述。全文分四部分：“文人相轻”析、“建安七子”评、“文气”说、文学的社会历史价值论。我们主要看“文气”说和“七子”评。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文学是一种个人的生命行为。这里的“气”是作家、诗人的个性气质，融贯文本中，涵养成文学风格。既来自天赋与素养，也体现为词语的选用和修辞特征。文学风格分两大类：清浊，即阳刚与阴柔。两极对峙而互渗，又生成丰沛多姿的形态和风采。

以此理论评判观照“建安七子”：

“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
    译文如下：

王粲对辞赋擅长，徐干辞赋则往往有齐地那种语气舒缓的毛病，但仍然是王粲的对手。如王粲的《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徐干的《玄猿》《漏卮》《圆扇》《橘赋》，就是张衡、蔡邕的辞赋也超不过它。然而王、徐对其他文体就达不到辞赋那样水平。陈琳、阮瑀写的奏章、公告，是当代最出色的。应玚文章的风格和谐而不雄壮。刘桢文章的风格雄壮而不细密。孔融的才气很高，有超过一般人的地方，但不善于议论，析理不能胜过文辞，以至于夹杂一些冷讽热嘲的语言。但是他的佳作，又可与扬雄、班固的同类文章相匹敌。

此处，论长短，评特点，均以“气”之运行为标的。

古有建安七子，今有燕赵七子。由于所处地域大致相近，所以穿越时空，就不能不有文脉的传承、诗韵的绵延。从“慷慨悲歌”的人的解放，到今天物质挤压精神的生存的突围，个体生命的伟岸与尊严，一直像燕山巍峨、赵水流波一样，融贯在悠远的历史文明的薪火传递之中。

“燕赵七子”，为郁葱2015年在河北一次“青年诗会”给出的命名，承接“建安七子”的薪火。他们是：唐山东篱，石家庄晴朗李寒，承德北野，邯郸见君，石市李洁夫，衡水宋峻梁，保定石英杰。燕赵七子诗风的总体特点是：先锋，深厚，广阔，多元……

以“文气”的理念观照“燕赵七子”我的评论是：

 燕赵七子之一：东篱

诗人的生存经历过唐山那场死亡与毁灭的巨大灾难，劫后余生，他感悟到：人活着就是存在。因此，日常生活、个人经验，作为此在生存的根系，进入诗歌。他的写作姿态是谦卑、低势的，只是怀着对人生和诗歌的敬畏，小心翼翼地守护着充分自由的自我生存空间。东篱在低回、隐忍、柔韧的诗句中，默默地咀嚼人世的苦乐与悲欢，一点一滴地擦亮灵魂中爱的灯盏。他珍爱生命，同情生命，对世间好的或不好的事物，一律采取涵容的态度。所以，他的日常生命书写，文本中吹拂着一股温热之气，尽管天空弥漫着阴霾，但仍使人感受到大地上透发出来的一缕脉脉的暖意、光芒和亮色……

燕赵七子之二：晴朗李寒

诗人游历俄罗斯多年，拜谒过圣彼得堡的普希金的铜像。从那里带回了西伯利亚的冰雪和自由之火。他回国后的本土诗歌写作，也不可避免地浸染上几分冷洌。他的先天禀赋中有一种沉郁而进击的气质。他对现世人生，不断地质疑和叩问：关于孤独，关于生死，关于尊严，关于爱恨……。他的诗，窥探文字的神秘，像弗弗西斯那样，不断搬运母语的巨石，在不断反差中构筑起具有巨大艺术张力的诗歌殿堂。他把一切诗性话语，都置放于自我生命的心灵上，面对虚无，处于暗夜而不黑，让灵魂从沉重肉体的围困下，破壳而出，完成一次又一次的“飞翔的蜕变”……

燕赵七子之三：北野

诗人的故乡在燕山深处，既以北中国为依托，又于峰峦中托举着历史遗迹----避暑山庄。自然文明赋予他的诗以“大雪落幽燕”的浑茫和与晚霞夕照相接的瑰丽。但滞重的历史神话，却使他的生存现场陷入尴尬而险峻的双重困境。因此他以悲悯和“另一种视野”，俯视大地与苍生，以图救赎。适应历史的断裂和生存的破碎，他的诗歌话语，铺排而冲腾，意象奇崛而突兀，充盈着一种神异的魔幻的艺术气象。在紧张而严肃的思虑中，力求找回人类与宇宙创世的生命基点，以此缝合历史，愈合生命。沉重的使命与担当，不能不使诗人远承“建安风骨”，借助地域风物，使他的诗从内质与形式上都卓绝地演绎了悲壮苍凉的燕赵诗风。……

燕赵七子之四：见君

见君诗的空间和色调，是冷峭的，奇崛的，明丽而又隐晦，凄清而迷蒙。其中潜藏着他个性化的生存状态和特异的思维模式。然而，这一切，都导源于他锐敏而锋利的别样感觉：从《隐秘之罪》《无望之望》《莫名之妙》而到《异象》，象征、隐喻或寓言，他把生命安放在生——死之间的意象丛莽中，小心谨慎地辨别它的走向。“异象”，“荒诞”，偶然操控必然，本质超越决定论。追寻自由、自我，在天地之间做生命与灵魂澄明的“逍遥游”。语言与感觉、意象同步发生，就不能不涵泳着诗人的天赋、智慧、秩序感和形体感。以词语为生命的瞬间命名。他的诗，有一种骨子里的生命硬变，涵纳着一股沉凝的幽静之气。

燕赵七子之五：李洁夫

洁夫的诗，从青春期写作到中年写作，实现了华丽的艺术转身。他虽置身城市的喧闹与嘈杂，但他一直心系乡土。诗人处于生命的秋季，对生存命运的洞察，更加透彻、了悟。这时节，一切都已“尘埃落定”，心淡如菊，该“放下”的都放下了。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我和亲人、朋友们，都如那风中落叶，在旋转中，一片被另一片覆盖，最终归于泥土。这是一份人生难得的平淡与从容，其极致是生命本真的敞亮和赤子之心的回归。适应生命的澄澈，词语与心灵、词语与事物关系的考究，更加贴切与准确。其文本在生命的呼吸与脉动中，凸显着简洁、素朴、空灵、柔韧的特征，犹如大平原上荡动的一缕沛然的气韵。

燕赵七子之六：宋峻梁

峻梁的诗歌是真正的日常生活写作。他的灵感的触角直逼自我和近距离事物，写自己的生存状态和日常的细枝末节，并时有令人惊奇的感觉发现。一朵花、一棵树、一只鸟，一阵风、一场雨、一轮明月，一个场景、一次观察、一丝感动、一瞬领悟……或画面，或印象，或言说，或叙事，或哲理。诗人与身边周围的一切生活意象打交道，和它们对视、对话、交流，它们也以声、形、色彩映射与烘托出他生活的平凡和幸福。这样的生活普通、寻常，但在平朴中跳荡着新异。在这里，诗人运用的是纯正的日常交流的口语，贴近心灵，根植生命，生动、鲜活、直接、此在、具象、真实，使人亲历人间烟火。

燕赵七子之七：石英杰 

诗人出生在易水河畔。他的乡土，不仅是地理版图，也是历史版图。古代荆轲刺奉，燕太子丹易水送别，遂有人高歌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其精神意脉，作为历史原型，绵延至今。所以，他的地域乡土书写，就有别于任何一般乡土，而显得厚重、沉凝。暗夜长空，明月孤悬。连大山都像是“沉默的修行者”，它以白杨之“竖”与河流之“横”，做成一架古琴，仰望归鸿，拨动琴弦，弹奏了一曲“从离合到悲欢，从万物生到万物灭”的自然山川的鸣奏曲，在天地间久久回旋。有了这样的生命律动，就有了诗歌掷地有声的金石语言。诗人以它的坚硬、棱角、光芒、质感，古道热肠，侠义情怀，内化为诗人的灵魂，而孕生了他诗歌的悲壮磅礴的气势！

燕赵七子之所以值得称道，是因为他们的为人、为诗都是干净的，也因而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他们创作的共同特征是：反叛传统，又创新传统，勇于探索，又反思探索。这里，想提请今日“七子”读一读《典论·论文》，不仅承继诗歌的流脉，而且传承诗学神髓。这样，他们才能更加稳健、扎实，一步一个脚印，并由此攀上更高的艺术峰峦。不难认知，燕赵七子的集结，不仅具有当代文学史的价值，而且对更年轻的诗人，也有现实的直接指引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