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现代性的新诗》后   记

当岁月的流水不可阻挡地逝去之后，我才发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原来是我人生的精神宿命。

我们这种神圣的职业

存在了几千年……

有了它，即使没有光

世界也明亮

还没有任何诗人说过

智慧没了，热情没了

——阿赫玛托娃《我们这种··》

诗，在我心目中向来是神圣的。从喜爱诗歌、迷恋诗歌，到写作诗歌进而从事诗歌理论研究，我走过了一段艰难而又曲折的人生历程。青春年华，是诗的季节。在河北大学求学期间，校园弥漫着一种浓郁的诗的氛围，当时中文系高年级的同学尧山壁、浪波、聪聪等已是校内外颇有名气的青年诗人，受他们的影响，加之我内敛、诚实的乡下孩子的个性，使我在中文专业学习的同时，一下子选中了诗歌。没想到，选择却似乎决定我此后的人生走向。按照存在主义观点，人生选择可以是自由的，但选择了就得对自己的选择负责。既然把诗歌作为心仪的事业，那么对这一事业所遭遇的一切，痛苦与欢乐，失败与成功，就应该有一种担当精神。后来的经验证明：此种承担虽然付出了代价，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我的生命价值。

对待诗，我一直抱着敬畏的态度。因为古今中外那些纯正而美丽的诗篇都是关涉人的灵魂的。然而，在那泛政治化的年代，诗却很少与灵魂关联。诗是什么？这是一个初学写诗的人不能不思考的问题。应该承认，我也并没有先见之明。在特定的文化历史语境下，当年流行的以政治为核心的诗学观念，也曾左右着自己头脑中的思维方式，甚至我也主动追随它。但在心灵深处，却总是与我对诗歌直觉性的领悟有些龃龉。曾发表了一些作品，但大多不成功，我归罪于自己的才情。然而，历史进入新时期之后，人的命题重新提出，长期被现代迷信所禁锢的个性获得解放，新诗潮涌起，当我把思维触角转移到诗歌评论上来的时候，却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欣喜和兴奋，生命进入了一种自由创作的状态，这就使我的诗歌评论，一开始就带上了我的个性特点和人生色彩。

谢冕曾说过：“我们有幸站在两个重大时代的交点上。”这对人到中年而从事诗歌研究者来说，确实如此。在历史转折中全面的艺术变革，的确为我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但真正要理解诗歌，却也面临着严峻的挑 战。这一点最初我看得比较轻易，但越到后来，越感到它沉重的分量。因为这里不仅有传统的艺术观念的转变，更有工具式人格的轰毁与重塑。因此，每前进一步，都是自我精神放血的痛苦过程。但凭着生命与诗歌的不解的情缘和对诗歌始终不渝的挚爱，我坚持下来，并一直走到今天。可以说，我的生命与诗风雨同舟。

现在回顾和总结我的诗歌理论研究历程，大致走过了这样几步：先是对新诗潮涌动的关注。既有全国诗歌走向的追踪，又有河北诗歌创新的倡导。其主要理论观照，是主体性的确立和艺术形式的更新。接着是生命与符号诗学的创构。在诗歌评论写作过程中，我越来越深入地认识到：诗是个体生命的纯然表现，同时也是生命情感的符号创造。生命与语言的遭逢与互动，成为我诗学探索的总体方向。后来，我和著名诗论家陈超合作梳理河北当代诗歌的历史演变。作为河北社会科学的一个研究课题，我写前一部分，他写后一部分，力图为河北当代诗史划出一个清晰的脉络，以已有的地域文化特色以及经验教训，孕育河北诗歌美好的未来。

从事诗歌研究近30年，已出版专著有《诗的审美》《诗歌写作技巧》《燕赵诗人论稿》《从甘蔗林到大都会》等，并有二百余篇论文发表。

现在这部即将出版的诗论集《走向现代性的新诗》，是我近年来已经发表和未曾发表的部分论文的结集。粗略地分为四辑：部分诗论与诗学专著书评；七月派、九月派和当代的几个重要诗人的诗人论；河北 青年省部分诗人作品论；省外部分诗人作品论。这些文章的写作，大多以现代性为文化背景和学理支撑，力求生命与语言同时在场。除了对重要 了我诗人的重点研究外，也表现了对青年诗人的热切关注。

现代性，是当前诗歌发展不容规避的关键课题。所谓现代性，既是 一个历史范畴，也是一个人文范畴，更是一个美学范畴。 探索中国诗歌遭遇现代性，五四文学革命是一个重要时段，但由于历史 领会和社会的诸多原因，现代性在诗歌中的命运，几经沉浮：象征主义、现代 诗派从兴起到消歇，40年代现代主义在九叶诗派中再次涌动，建国后， 由于政治诗学的权力挤压，现代主义诗歌彻底被否定，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朦胧诗的崛起，才接续上了现代性的诗歌传统。总结历史经验，可以认知：我们所说的诗歌“现代性”，从哲学角度来看，就是个人主体性

原则在诗歌中的确立，也就是尊重人，守护人的尊严，或如食指诗所写 的：“热爱生命，相信未来。”在当下社会文化语境中，构建现代性的完整人格，就成了现代诗歌义不容辞的道义和责任。因为它所直面的是市场经济大潮激荡的现实：物质与精神的反差与平衡，灵魂与肉体的分裂与重合，离家与返乡的不尽纠缠，人性异化与回归的激烈冲撞……这些都要求现代诗人有足够的智慧和穿透现实的思解力与历史想象力。我虽然年事已高，但置身如此历史处境，我依然将继续追随这样的现代诗人，为他们坚卓的努力，为中国诗歌的现代转型，尽一点鼓动的绵薄之力。现代精神的歌者张学梦曾在《处境》一诗中这样昭告现代诗人的历史和艺术使命：

既然宣告上帝死了，诗人就开始了他的苦役

他必须在设定的空旷中寻找词语和逻辑

为一个汛期的始末起草法典

我愿和诗人们一起为人类承担这一份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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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十年的写作生涯中，我结识了很多诗人，不论是老诗人，还是青年诗人，都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是他们独特的创作，给了我评论的对象和灵感。还有不少青年新锐诗论家，他们的著作或文章，也给了我许多启示。需要特别提出的是陈超，我们同为河北人，又是要好的朋友，平时交往较多，他的几乎所有著作，都曾寄赠给我。我为他的专著《打开诗的漂流瓶》写过一篇书评《陈超的现代诗学体系》，发表于《诗探索》2005年第1辑。文章的写作过程实际是向他学习的过程，我所能 领会或服膺的一些理念，都运用于我后来的一些诗歌评论中。这次他 又为本书写了中肯的《序》，我在回他的短信中说：“知我者陈超也。”我十分感谢他的理解和友情。

此书的出版，得到了河北大学出版社梁志林、杨显硕先生等人的支持和专业上的审理，对他们付出的辛劳和汗水，深表谢忱。同时，在学术著作出版难的情况下，廊坊师范学院社会科学出版基金，给予大力资助，这对于在学院任教40余年现已退休的我来说，是心存感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