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需要重要诗人创作重要诗歌的年代。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推动社会向现代转型，话语霸权由政治而转为经济、科技。主流文化、精英启蒙文化，正遭遇着市场大众文化的全面覆盖。在这种历史与文化的双重夹缝中，我们的诗人应该怎样确定自己的立足点和人生取向？他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时代代言人、文化英雄、先知和预言家，也不再是人们习惯阅读视野里的生活的教师和百科全书，诗人已沦为一个普通人。然而，既然矢志作为一个诗人，那么，他这个普通人在同广大普通人共命运的过程中，则应该成为自我灵魂的守护者，把诗作为自己人生栖居的最高形式。面对物化与媚俗的历史情境，他必须保持清醒的理性，为自己也为他人探寻生存的理由和确立生命的精神支点。所谓“边缘化”，那不过是诗人自甘落伍的解嘲和遁词。在人类社会，地位、权力并不决定人的精神高度。所谓“个人化”写作，它的确意味着诗人的“自我的解放”，并深拓了诗歌的经验界域，但既然“人生在世”，在张扬个性、书写个体心灵的同时，是否也应担当良知和道义的责任？一个诗人永远应该是时代之子，他感受时代的“甜蜜”，也感受时代的“疼痛”，他往往纳时代的批判于自我批判，来实现对未来理想的预约；他也总是通过自我灵魂的探险来提示潜藏在生活深层的奥秘；他甚至甘愿以自我的毁灭来换取神圣世界之降临，就像鲁迅自比野草，渴望地火来烧那样……。一个诗人永远不要轻贱自己，捉弄自己，不把别人当戏子，也不把自己当戏子。他要真诚、严肃地做人，以敬畏的态度写诗，诗在他心目中永远是精神的上帝。这从根本上是成就他作为一个重要诗人的先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