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地哀歌和精神动力——海子诗歌论》

海子诗歌，是中国当代先锋诗的特例。他以“大地之子”的身份，立足现实土地，对生命之路上下前后漫漫求索，以“大地哀歌”托举起“精神重力”，从而，创造了农耕文明的现代神话。

海子之死，引起了一片扰攘与喧哗，颇多猜想与臆断，甚至把丰富复杂的海子简单化，仿佛他一生的诗歌创作都是一场不断的死亡预演和最终实现。这有失公平，也缺乏合理性。排除聚讼纷纭，陈超的海子论，直接面对待人的文本世界，让作品本身说话，重塑一个本来海子的精神肖像。

海子出生于安徽省怀宁县的一个小农村。1979年，15岁考入北京大学，毕业否留北京工作。上大学期间，1982年开始写诗。但他的诗并不同于朦胧诗后的第三代诗人的日常生活的口语写作，而是有他自己的精神定位和美学方向。

一个纯真、朴实的农村孩子生活在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不仅物化与媚俗的风习，使他感到不适，尤其是那权力与资本话语合谋所造成的人性异化，更让他感到噬心的疼痛和灵魂的孤独。于是，开始了他漫长的救赎求索历程。陈超的海子诗歌论，就评述和画出了他的精神漫游、叩向、寻觅、探求的全过程和深远时空的艺术图谱：海子诗歌“开启”的向度却不是“未来”，毋宁说是“过去”。其“标准”和“规范”, 是古今中外经典大师的作品。但是这远逝的烟云，一时无法揭示人的现实生存困境。这样，他重返自己曾经生活过的乡土，那村庄，那麦地，那小河，但土地破败与流失，一片荒芜，仍使他感到精神无所依傍。“灵魂的家园”在哪儿？他把目光投向整个大地——对地母感恩，咏颂，然而，生态危机回应的却是更大的文化乡愁。既然大地上无法“诗意栖居”，那么就仰望“天空”吧，对于一个没有宗教感的民族，此种“仰望”不是基于对神性的向往，而只能一种灵魂高蹈的姿态。最后，在漫游无所皈依之后，不得不把精神伸向“远方”——“更远的地方”，“更加孤独”，也更加迷茫……

诗歌中的景象、物象、事象，由于负载了诗人的情感、体验和领悟，都成了诗人的生命意象。这些意象内含的悖论在精神的轨迹上纠葛、互动、悖反、诘难，于话语关系中，呈现了诗人矛盾的精神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个海子变成了《春天，十个海子》。他们之间，相互质询、盘问、对峙与和解……

陈超如此总括道：“上面的论列中，我主要围绕海子抒情诗中的主要线索之——‘回不去的家园’展开讨论，它们具有明确的心智和情感演进线索，甚至建立了心理完形意义上的个人话语场（个人的心灵词源，意蕴，措词基础），这是货真价实的‘有方向写作’。”

海子的一系列求索和寻绎，虽然并没有找到灵魂的归宿，但他旷日持久的专注体验和写作，却积累了他的“精神重力”。1987年以后. 他带着这种“精神重力”开始了他现代抒情史诗《太阳·七部书》的创作。在一片暗夜中，把灵魂向“太阳”托举和献祭。

《太阳·七部书》与诗人抒情短诗的不同不仅仅在于体制宏大，还在于它更多体现了诗人对终极价值的渴慕，以及与它的缺席相伴而生的不安和绝望。“太阳”是中外文学的神话原型。不论是西方的阿波罗，还是东方的“夸父逐日”，太阳都象征着终极、绝对、永恒。海子自己曾说：“以全部的生命之火和青春之火投身于太阳的创造。以全身的血、土与灵魂来创造永恒而常新的太阳”。他还表示： “我的事业就是要成为太阳的一生”，“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最后我被黄昏的众神抬入不朽的太阳”。海子以自己的生命和诗向人类精神痛苦的极限挑战；即使自我毁灭，依然忠贞无悔。也许正像中国的夸父那样，为了追赶太阳,喝干了渭水黄河，他渴死在路上，但太阳最终接纳他，并恢复了他的青春。你看，那就是他的手杖化作了漫山遍野的桃林……

这就是海子终其一生所创造的人类文明的现代神话

五、《“让蒙面人说话”——西川诗歌论》

西川，作为上世纪90年代知识分子写作的先锋诗人，他的创作历程，是诗歌话语构成从“纯于一”到“杂于一”的演化和推进。他的诗学背景主要来自西方 是西方资源的本土化。他把诗歌话语的生成与变构，看成诗歌艺术的本体和生命。

陈超从自己的现代诗学出发，是带着同情的认知和认可来评述西川的诗歌道路和话语修辞特质的。西川的青春期写作，是从朦胧诗潮过后开始的，但起步早而成熟快。他的诗歌一出现， 就直指“本体诗”。 即“立人”与“立言”。并以此作为共时体的“诗歌精神”。西川据此进行了“新古典主义”的倡导和实践。此种写作，“古典而前卫”，其现代性表现为反现代的“现代性”。在修辞话语上属于现代主义中象征派的范畴。特别是其诗歌关涉“个人灵魂”，同时追求结构、声音、意象上的完美。甚至带有某种“纯诗”的意味。一时间，曾被称为“西川体”。

1980年代末，历史风波的漩流使诗人们陷入茫然无告的眩晕境地，造成了有效写作的缺席。1993年前后西川以先锋派中知识分子写作的身份，实现了诗歌创造力形态的重大转变，运用深厚的历史意识和丰富的写作技艺, 介入当下生存困境的现实, 把历史性和个人性结合起来，进行了真正先锋的现代诗歌创作。

这时期，西川的诗歌约略分为两类：“常体”现代诗和“杂体大诗”。“常体”诗的写作中, 诗人依然关注“个人灵魂”,但人的生存体验却酷砺、烦难和噬心，为了更有效地揭示、剥露和命名, 他与此困境拉开距离, “让蒙面人说话”，这不仅造成了多视角和众声同啸，也汰沥、更新他的书写姿态和精神向度，并由此带来表现生存的含混、尴尬、荒诞和复杂喜戏性的反讽，折解，戏仿，批判等话语形态。对此，陈起做了很多文本细读的示例。而西川的“杂体大诗”, 更是一种宏大而独特的创造。他的诗向着“包容”、“对话”、“悖论”、“综合创造力”展开，整体地表达了“我和实存世界”、“我和超自然”、“我和他”、“我和你”，乃至“我和我”……之间的复杂关系。例如，长诗《致敬》。它打破了任何文体界限，也不遵从诗的常规格式。笔随心走，任性而为。“从诗的意味上说，诗人将生存、生命、历史。现实、文化、宗教、寓言、未知、迷信、巨兽、幽灵、梦境、曰常细节……混编成不断延展的织体，经由经验、玄思、叙述、抒情、反讽、戏仿、箴言、尴尬、讥诮、高傲、自嘲的交替兴现, 力图全息性表达自己灵魂深处的迁曲升沉、繁复纠葛。”这也就是西川决定的“一块说吧”。

对于西川的诗歌创作，陈超做了如下总结：

“西川所走过的创作道路给我们以新的启示。如果说他前期创作是‘纯于一’的话，其后期创作则是‘杂于一’。前面的‘一’，是纯诗风格意义上的共性的‘一’，后面的‘一’则是诗人个体生命和灵魂话语的‘（这）一（个）’。”他希望西川在跨出这一步之后，不是绕开诗本体，而是更有效地穿越个人灵魂和话语的幽邃的天地，写出真正本质意义上的好诗和大诗。

我们也认为，西川是一个实现“跨时代语境转型”的极为重要的诗人。他的诗歌创作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与应占有一定的地位，并葆有某种恒久的经典价值。

六、《“反诗”与“返诗”——于坚诗歌论》

于坚， 是朦胧诗后出现的重要诗人，也是“第三代诗”中最突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从上世纪7 0年代中期开始写诗至今仍以旺盛的创作活力不断推出量高质精令人脑目的诗歌作品。

陈超对于坚的诗歌论评，是从于坚创作的诗学理念进入的。他认为，于坚的诗歌是有“根”的。这个“根”，不仅扎在具体的时代历史生存的土壤，同时也扎在他个人自觉的语言方式。即以鲜活水日常口语书写人的日常生存经验。这是第三代诗人的共识、共同的创作倾向，而于坚做得最为彻底和最为出色。

相对现代主义诗歌主要推崇“间接化”的表现方式，于坚诗歌语言的“直接化”的表达方式，在特定的时代写作语境中，有着“反诗”的性质。但如果我们超出“现代主义写作语境”来看，于坚的“反诗”，毋宁说是“返诗”。“返回诗歌古老而自然的发生学、创作论和效果史。返回语言的来路甚至源头。返回人与诗的素朴而亲眠的关系。”与朦胧诗相比，这是一种别样的诗歌美学和诗歌话语型模。

陈超在充分肯定了于坚大自然写作和日常生活写作的成就之后，主要围绕着于坚诗歌中的“历史意识的个人代”和“拒绝隐喻”这两个问题展开论述。

朦胧诗的“历史意识”是“整体性”的。不论反叛, 还是推进, 都着眼于民族、国家。而于坚诗中的“历史意识”则是“个人化”的。个人的生存意向汇成历史，而历史也裹挟个人命运。于坚将“历史意识个人化”，在历史的褶皱中发掘令人震动的生存和生命的细节。陈超解析了于坚的《罗家生》《感谢父亲》等诗作, 特别着重论述了他著名长诗《O档案》。这部长诗，以“客观”的生活记述，间以档案语体的冷酷概括式定性，以及对时代意识形式和主流文化熟语的戏仿，写出了“一个”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成长于意识形态全面宰制的特殊年代的中国城市男人的前半生。诗中的主人公是个无名者“他”，而关于他的档察是“O”。这表明了对一代人个体生命的淡视、压制和削平。《O档案》的“零度写作”，潜含着对人生无价值、无尊严的历史性批判。

1991年，于坚在一篇短文中提出“拒绝隐喻”。1995年，在此文基础上修定补充，更名为《从隐喻后退》重新发表。陈起针对于坚的观点, 予以辨析和校正。的确, “世界时隐喻是一种元隐喻”。但后来, 作为“言此而意彼”的艺术修辞方式, 用久了，用滥了，它的能指脱离了所指本身，而凭添了过多而陈旧的文化尘垢，并遮蔽了所指。在这种文化语境下，“拒绝隐喻”,，虽有些极端化, 但也不失为一种革命意义。然而，彻底”拒绝隐喻”，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元诗”中，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元隐喻”。这是诗之为诗的艺术本质。作为修辞话语的隐喻，可以少用，或极力创新。但完全不用隐喻，那诗歌中诗性或至少制减大半。这也是得不偿失的。

陈超最后总结和警示：“于坚是一位有连续三十年‘工龄’的优秀诗人，有很强的写作的自觉和非凡的创作才能。他通过‘反诗’的策略，目的是返回真正的诗歌创作之源”。在另一方面,也应该警唱。即不能将“拒绝隐喻”、“口语写作”、“反文化”等“神圣化”或“体制化”，那也会造成新的压制、新的僵化，而不利于诗歌的进步和多样代的发展。

七、《女性意识及个人的心灵词源— —翟永明诗歌论》

翟永明是中国当代新时期出现的最重要的女性诗人。她是不凡的艺术“创造者”，也是诚实的“劳动者”。在先锋诗人中，他是能坚持连续性写作时间最长的少数人之一。她的创作，以女性生命/生存为中心，视域开阔，题材宽泛，诗歌话语语型多变而又有内在演化的连绵性。她的整个创作历程中，产生了一系列经典性的重要作品。而她的“女性意识”和“个人的心灵词源”, 正是统摄、孕生、成就她所有诗歌的精神主体和女性个人主体性的诗学建构和美学型塑。

陈超是以推崇和赞许的态度来评论翟永明的人和她的诗歌的。除开那些精深、独到、贴心的，心领神会而又鞭辟入里的文本细读，我们重点介绍他对翟永明创作根基的论述：“女性意识及个人的心灵词源”。

关于“女性意识”，对女性诗人而言，它不是一个外在的社会学的性别理念，而是与诗歌的艺术本体、诗歌话语联系在一起的。对于翟永明来说，就是她提出的女性的“黑夜意识”。陈超在评论她的组诗《女人》时, 引述了该诗的“序言”：“现在才是我真正强大起来的时刻。或者说我现在才意识到我周围的世界以及我置身其中的涵义。一个个人与宇宙的内在意识——我称之为黑夜意识——使我注定成为女性思想、信念和情感承担者，并直接把这种承担注入一种被我视为意识之最的努力之中。这就是诗……”。陈超以组诗《女人》的第一首《预言》的解析，以及其它诗作评论，印证了女性“黑夜意识”的可能、可信和产生的诗歌内蕴的丰盈和话语的有效。翟永明的女性诗歌, 已超越了顾影自怜的“女性风采”，也突破了与男性对抗的反向依附性，而实现了男性和女性在平行线上各自游走，又平等对话、磋商和互补。从而，让女人自尊自信地成为女人。

关于“个人的心灵词源”。法国结构主义者里法特尔说：“诗歌……起源于从一个词或一个句子向整个本文的转换变形”。所谓“心灵词源”，是说诗歌词语的创化与孕生以心灵为根柢和培养基。这样的词语不仅本滇纯净，而具有繁衍生长性。而“个人”则是富有“个性”的诗歌创作主体。“个人的心灵词源”,把诗歌的生命本体和语言木体融合起来，并使本体和功能同时到场。她的大型组诗《十四首素歌——致母亲》，是当代诗歌中最早和最有力的对女性家族史的吟述。母性崇拜，曾一度成为女性诗歌的重要母题。翟永明的这组诗，把吟述完全置于几个时代的母系家族之中。这里，不仅有她的“女性意识”，更有她“个人的心灵词源”。她内心平静地书写了自己对母亲的缅怀和敬仰。母亲的一生平凡而又不平：童年贪寒，少年长进，青年参军，由于她的美丽而成为炮火硝烟中的一道风景，进入和平年代，她成了建设者，同时养育儿女，操持家务，直至离世。这种记述，不是一个声部的，而是两代人之间的盘结、叹怨、不解和最否的体谅与认同。在这里，母亲的一部人生史诗，掀开了以男性为中心的现代史所遮蔽的女性做出的贡献与功绩的一页，使之放射出绚丽的华光。

不管诗人的女性视角怎么转换：或即目日常，或回忆过往，或解构易权，或两性沟通，更有对弱者、底层的悲悯与同情；不管她的话语语型，怎样从自白、转喻、口语转变为“克制陈述”和明朗、简劲、诙谐的异质混成，但所有这一切都来自诗人的“女性意识”和“个人的心灵词源”，并在整体精神和艺术境界上抵达了“见山依然是山，见水依然是水”的高度。

最后，陈超如此赞叹：

“返观诗人二十余年的诗歌写作，我们有如阅读一部态度深沉而真挚，言说有据而灵动，技艺精纯而趣味丰盈的“成长小说”，我们不但看到了诗人个体的灵魂肖像，也仿佛看到了我们自身的精神履历隐现其中。我们不只倾听着‘她’说，还倾听着我们内心的应答，倾听着‘语言本身而言说’。翟永明诗歌写作一直不曾固持于简单的题材和风格预设，而是通向使她写作的生命源始力量和语言的自觉。就此而言，与其说她是‘诗人中归女性’，不如说他是找到了个人心灵词源的‘诗人中的诗人’。”

至于《精神肖像与潜对话》中十位诗人，在此，就不一一论列了。

纵览陈超的诗人诗歌论，我们可以看出，他学术规野的宏阔，专业学识的深厚，资料积累的丰实，特别是涉入文本的艺术敏识和精严。他的研究，开放、广博、涵容、大度，运用多种批评方法，传记批评、社会历史批评、文化批评，形式主义批评，语言批评等，在大都聚焦于作品分析和审美感受，都立足于诗人的个人的历史主体和诗歌的语言艺术本体的总体把握。由此不难设想，他的这些批评的探索和实践; 为他的“历史——修辞学的综合批评“理论的提出，做了提前的预习，也标识了它最后的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