眺望：渐渐远去的帆影

 ——“冲浪诗社”诗人述评

(之一)

苗雨时

上世纪80年代，是一段令人难以忘怀的诗的岁月。历史的转折，思想的解冻，大地的苏生，时代的晴空充盈着一派葱俊进取的青春气象。在这种拨云见日的精神气候下，一个诗的风潮，仿佛一夜春风，冰河炸裂，汛期来临。它以一种不可竭止的声势，波飞浪溅，奔涌而来。适时，河北十位青年诗人投身其中，“冲浪诗社”应运而生。他们怀抱着神圣的诗歌理想，以坚卓而沉实的创新精神，推动新诗潮的涌进。“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冲腾激越，一路凯旋。他们当年那风华飞扬的姿影，以及后续不断增值的创作实绩，如今已作为经典记录，被镌刻在当代中国诗歌的史册上，其艺术永远闪烁着绚丽而奇异的脉脉辉光……

“冲浪诗社”，是一种诗人的幸会与集合。在国内当时成立的诗社中，它延续的时间最长，成就也最大。这些诗人选择了舒放自由的运动形式，既彼此独立，尊重个性的价值，又相互照亮，互相扶持，一道成长。所谓“冲浪”，就是面临历史与诗歌的双重潮涌，置身于语言的洪流中，冲决阻隔，做时代的先锋，引领诗歌创新的潮流，奔腾在文明历史的长河中……

审视冲浪诗人们的创作初始，在重大的历史转折的关头，他们是一批最早的觉醒者。郁积多年的苦闷、质疑和省思，一下子在诗中爆发出来，是惊雷？是闪电？是熊熊火焰？在这方面，边国政是具有代表性的。1979年，时代的春季，乍暖还寒，天空并不明朗，但诗人己听到冰层的断裂声，预感到春潮的降临。这时，他站在历史的转捩点上，以一个见证者的身份，向一座迷雾沉沉的大山发问，那一声呼喊，震动了中国大地，在天空久久回响。这无疑显示了诗人特殊的时代敏感和越拔的历史想象力。《对一座大山的询问》获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全国中青年诗人“1979-1980”年优秀新诗奖。正是这首诗奠定了诗人此后诗歌写作的走向。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时代的变革大潮，对一系列社会人生问题进行独立思考，传达一代人的梦想和心声。在他深沉而壮阔的抒情中，回荡着时代的音响，叠印着劳动者奋进的历史身影：“脚步象雷声，踢打一路火花……”。他的诗一直坚持深度写作，始终把握历史的脉动和民族的魂魄：从现实的《我的诗写在脚手架上》，到民族文化探源的华岳《梳妆台放歌》；从《无名之歌》对普通人生的叩问，到《风流世界》对人类生存命运的关注；从且走且退的《地平线》，到夜空中突然闪过的一颗流星……。他的诗歌的精神主脉是探索生命主体的传统与现代、平凡与伟大、个人与族类、瞬间与永恒，并以此为支撑，构筑起宏阔的天、地、人、神的四维时空。其话语调性和艺术风格，应属于“阳刚”一类：“天风浪浪，海山苍苍”，粗犷、雄放、豪迈。这种特点，与作品内容有关，也体现了他的精神气质、创作个性和审美取向。边国政有一副清醒的勤于思考的大脑和骚动不宁的灵魂，喜欢在高远的精神世界里遨游，景慕艺术中的崇高气象和品格。因此，能从浅近中看到深远，从平凡中揭示伟岸，从日常的感触里展现对人和世界的终极关怀。他的诗，正像他在《地平线》中所歌唱的：

    时刻感到生命的重量

    无数晶莹的梦和憧憬

    碰撞着向四方飞散

    舞蹈舞你成经线纬线

    灵魂被拧成龙卷风

    要冲出牧场的围栏

现代性的构建，是诗歌转型后的重要课题。如果说边国政诗的现代性，表现为理性主义的人本主义，那么，姚振函、刘小放的诗歌，则指向民本下的个人主体性的确立。因为个人主体性，是诗歌现代性的主要标志。他们都为乡土诗人，有其相同的文化身份。他们的诗，都从社会变革的思考与抒情写起，但由于所处地域不同、个性相异，走上了各不相同的诗歌道路。姚振函出生于冀南平原，一片千里沃野，禾稼遍地，然而历史的刀斧也曾给它带来坎坷和贫弱。但这一切哺育了他的生命。他的生命与家乡的土地血肉相连。他走向平原，把诗献给平原，渴望《平原，上演正剧》。他思考《我和土地》的关联，这个平原之子，让自已的灵魂在广袤辽阔的历史上空漫游，他忏悔自已与土地的疏离，决心以自已的“真实和深刻”，填补土地的空虚：“土地！我是属于你的！/土地！你是属于我的！”诗人说：“当我写下这两个字：平原/我看到了那连天接地的绿色/我听见了雨中庄稼巨大的响声……”，对平原的虔诚、挚爱，使诗人洗却铅华，还原平原明净、坦荡的本色。他们乡土诗，几经转换与挪移，最终进入了自我生命的内部，个体生命意识开始觉醒。于是，步入了更为辉煌的阶段。其重要代表作，是系列组诗《感觉的平原》。诗歌所写多为平原的感觉：“在平原，吆喝一声很幸福”，“什么鸟在头顶上叫”，“为了那瓜香阵阵”，“蝈蝈把你变成孩子”，“就这样仰卧在地上” ……这些感觉不是日常自然感性的，而是个体生命体验在回忆的凝定中审美生成的感觉。它是非功利的、令诗人心驰神往的全身心的通感联觉。在这里，感觉不是思想，但比思想更为浑厚和具有不可捉摸的丰富性，因而，更内在于人的根本生存域。此种“新感觉”，使诗人“飞入灵性”，以自由超越的心态，在满足而平静的“美的瞬间”的把握中，获致人生的喜悦和人性的升华，让生命的本质从沉沦抵达澄明，从而形成一种舒放自在的生存状态。也因此，这些诗的艺术气象是空灵的、氤氲的，如同平原上荡动的一缕飘逸之气。如果说这类“感觉诗”在追求冲淡中依然有其“核心”，那么在此后进一步推进中，就进入了一个更为纯净的艺术境界。例如，《平原与孩子》：

    一个孩子

    在平原上

    为什么这个孩子恰好

    处在平原的中心

    这么大的平原

    这么小的孩子

    平原上什么也没有

    平原上只有一个孩子

不难想见，这是人类诞生的初始原型，也是一个天地人和谐共在的哲学寓言。它是最古老的，也是最现代的。这样的乡土诗称为新乡土诗，新就新在它葆有反现代性的现代性，不是乡土挽歌，而是大地的心声。可以看出，在当今的中国诗坛，姚振函的乡土诗创作，是孤愫独标的！

刘小放的乡土诗，与姚振函的不同。他称自己“曾经是渤海滩上的庄稼汉”。渤海滩历来蛮荒、苍凉、地碱水咸，生长的多是红荆类耐碱的植物，但这也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它是雄性的、呼啸的，又是母性的，柔韧的。不仅滋养了粗犷血性的男子汉，也哺育了醇朴、善良、勤劳的女性。1982年发表在《诗刊》第9期上的组诗《我乡间的妻子》，一句“庄稼院里的女王”的概括，便写尽了对这位当家理户、美丽贤淑的女人的全部的爱。这组诗获《诗刊》优秀诗歌一等奖。他的乡土诗，大致走过了三步：现实——历史——人。他对自己乡土的书写，从最初的现实关怀，很快就转入到恒凝的埋葬先人骨殖的历史深潜：“我大骨架的祖先/率领着他一代又一代捏锄杠的子孙/安息在这葱茏的旷野”(《村之魂》)。故乡的人们生于斯、葬于斯，生死不离弃这块土地。所谓“村魂”，就是与苦难抗争的生命意志和永不屈服的精神。在诗人的体察里，土地是图腾，土地的崇拜也就是对人的生命力的崇拜。在这样的醒悟下，诗人让一个《大地之子》的形象，站立在我们面前。他从对人的本质力量的发现走向对人的自身的尊重。这样，就把人的主体性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于是，他在诗中歌唱：

    走出祖传的土房茅舍

    走出那神秘的地平

    挺立着，我是世界的中心

这是诗人发自生命底层的呼唤，这呼唤必将震撼辽远的大地。但是，在大地上真正建立起“人”的世界，也并非易事。几千年的积重，要想改变，短时间内难以实现。它需要整个中国历史的跃动，也要经历人的灵魂的冲突、震荡、裂变，是一个充满创造和极其痛苦的蜕变过程。但无论如何，现在，诗人为我们构建了一个关于“大写的人”的现代神话，正可以作为一种精神的引导。

刘小放对乡土诗的贡献，在于他摆脱了传统的乡土诗的拘禁，扩大了它的审美领地，不仅深入了农耕文明的底层，并以深邃的哲宇意识楔入人类生存的本质。这样的艺术空间，就不同于小农意识的天地，而为人们极大地拓展了心灵的界域，从而具备了现代人类学的价值。因此，著名诗人公刘曾赞誉为：“生命之绝唱，乡土之离骚。”这才真正是新乡土诗！

在“1979-1980”年全国中青年诗人优秀新诗评奖中，萧振荣也是其中摘取桂冠的一位。获奖作品是发表在1980年8月《诗刊》的组诗《回乡纪事》。这组诗，触动了他创作的爆发。其先导性在于他较早地变诗的政治学为诗的人学。当诗坛还沉浸在一种沉重、悲愤的历史反思的气氛中时，他却率先把笔投向当时正在改变中的乡村生活。不是简单地图解概念，而是深入生活，在生活本身中寻找诗意。这样，他就超脱了政治指代系统，而凸显为真正的艺术。他的乡土诗，“歌从乡野来”。阅读他的诗篇，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幅充满生机的乡村图画：阳光铺成的“乡路”，房前屋后的“新绿”，街景崭露的新容，还有五月的麦浪、八月的瓜园、春节的年味，更不用说闲时走亲，村头看戏……。诗人善于以敏锐而细腻的感觉。扑捉有特点的生活场景和细节，然后加以巧妙地编织与结撰，便形成了外物与心灵契合的意境现场。所写虽然是一枝一叶、点滴事物、瞬间情景，但经过诗人精细笔触的开掘与生发，却能产生小中见大的艺术效果，给人以含蓄蕴藉的美感。萧振荣在整个创作中，致力于在古典与民歌的根基上对诗歌的语言与形式，进行有益的探索和创构。“八行体”，分四节，每节两行，起、承、转、合，层次分明，结构完整。体制和容量，有点类似古代绝句，然而有其“咫尺万里”之长，却没有“五言”、“七言”的拘谨。这在某些诗歌失之冗长和散漫的情况下，是有相当的价值和意义的。

如今，诗人已离我们而去，生前还留下一部《讽喻集》和《回乡记事》。可见，他不仅是历史的歌者，也是社会的良知。而隐藏在诗歌美刺功能背后的那人格的真诚与高贵，将伴随他温和、爽朗的笑声，永远留在我们心中。“斯人虽已殁，千载有余情”……至少对河北的诗界和诗人来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