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长在方生与未死的历史节点

1945年，李瑛十九岁，报考北京大学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被录取，进入北京大学。在大学里，他受教于西南联大迁返后任教的多名教授、学者：杨振声、沈从文、冯至、俞平伯、朱光潜、季美林、游园思、废名、常风等，并访问过清华的朱自清、李广田等先生。在他们的教诲下，度过大学时光。在与师长交往和大量阅读中，受到了中西古典和现代诗学的影响，甚至接触到一些苏联的当代革命文学和解放区的文学作品。

适值历史大变动、大转折的年代，方生与未死、光明与黑暗做最后的对决。此种历史语境，使诗人的生命受到民族觉醒和人民解放的激励与鼓动，焕发出了极大的创作潜能。作为“校园诗人”他参与北大文艺社和各种进步的文学活动，并走上街头投身“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一波又一次的示威游行。同时，他写了很多激昂抗争的诗歌作品，发表在北平、天津各种大小报刊。作品诸如《把手掌握成拳头》《石头：奴隶们的武器》《献给北大人的诗》《让我领你走上这条路》《中国学联，我们的旗》等。他在《死与变》中这样写道：

    我们赞美树巅的柳蝉，

    歌唱火热的时代，歌唱光明，

    我们赞美破茧的蚕蛹，

    为了它们的生命，第二次诞生。

    它们是十分心愿的，它是心愿的，

    它们痛苦的一生叫我感动，

    如果你醒来，你会看见：

    它反抗它的昨天像一场战争。

    我们抚摸着自己的肉体在感觉里，

    像是刚刚苏醒，刚刚成形，

    我们拥抱着的是一片蓝天，

    窗前的一树扁柏，门外的一棵冬青。

    不断地分裂，不断地遗忘，

    这是一切适宜的顶峰：

    对于自然的匆忙，这是秩序，

    对于愚蠢的人类， 这是觉醒。

自然的轮替，历史的变迁，除旧布新的蜕化是一个不可更移的律令。在些种真理的光照下，诗人个体生命的“觉醒”，对他的诗歌写作来说，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大学期间，李瑛还致力于诗学理论研究，撰写并发表了一系列批评文章。主要有：《两个危机》《读郑敏的诗》《读穆旦诗集》《论绿原的道路》《读<十四行集>》等。从这些文章中，我们可以觉察到诗人诗歌理念的现代性趋向。这使他自觉的艺术探索和追求，与20世纪40年代中国新诗的发展处于同一水平线。

既认同诗歌与现实的血肉关系，强调诗歌突入现实，感应时代的震颤的脉动，让自我生命与灵魂的爱和希望融入人民苦难的命运，表现出热切的人文关怀，以此担负起诗歌的历史使命。同时，也持守诗歌作为一种艺术创造，具有一种必不可少的美的特质，诗人被称为创造者，这也是他不可擅离的美学宿命。此二者的平衡，构成了李瑛诗歌的起点。其价值和深运意义，在于它疏导和制衡了他以后各个时期的诗歌创作，并发挥了 这样或那样潜在的校正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