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意缩小的闪电与青铜墓地

 

◎ 霍俊明

 

 

         向下之路是头颅飞翔之路，当我们愤怒地刺入地狱之中，地狱已经死去。

 

                                                           ——陈超

 

 

我记得骆一禾在一首诗中有这样的句子，“黄花低矮却高过了墓碑”。那一截低矮的石碑在时间和尘世面前却是是微渺而不值得一提的。但是就陈超而言，他在石家庄太行山麓龙凤陵园的那块梯形的黑色大理石墓碑，那座侧面的青铜雕像将是长久而高大的。诗人就是精神隐喻层面撰写墓志铭的人——“在这里，死亡仅仅作为生命的关键节点，向我们展示各种深入语言的可能性。据此，我们可以探究生命的意义和为后来者重新设定生命的目的和价值。墓志铭不仅以证明死亡的力量为目的。因此，个体人类的死亡在精神万古流长的旅程中是不会彻底地一次性完成的。诗人一腔忧惧而满怀信心，皆源于对‘墓志铭’所刻写的言辞的敬畏。”（陈超《从生命源始到天空的旅程》）这样，死亡就不仅是肉体的，也伴随着精神和语言的永生。

 

我们就开始走进一座树林 / 那里不见有什么路径的痕迹 / 树叶不是绿的，而是晦暗的颜色 / 树枝不是光滑的，却是卷曲而多节 / ……  / 我已经听到了四边发出哀鸣 / 但是没有看到发出哀鸣的人 / 我因此完全吓呆了，站着不动 / 我想我的夫子相信我是在想：/ 这些众多的声音是由那些因为怕我们 / 而在丛林里隐匿起来的人发出来的。

 

                                            ——但丁《神曲·地狱篇》

 

这是但丁的《自杀者的树林》。1988年春天，陈超在评价河北青年诗人赵云江的诗歌时开篇（3.4-18陆续完成的文章）即引用了这段话并且加以评价。几十年后再来看，这段评价不仅是陈超对但丁诗歌的理解，更是对死亡的生命本体意义上的终极性对话与叩问——“作为新时代黎明第一个起身的诗人，但丁所倾心的是人作为理性和自由的象征，经过迷惘、苦难，目睹了世界腐烂的内脏后，以生命崇高的意志和智慧为双腿攀上真理和至善的天堂”“当‘自杀者的树林’作为一个永恒的时刻和地域在我们生命的消残轮回中出现的时候，我们置身其中的一切仿佛被重新经历——诗歌作为具有自在意义的形式首先濒临了生命的深渊”（《随想与交谈》，《诗神》1988年11期）。在此后的文章中陈超又多次强调了但丁《神曲》的重要性，“《神曲》之所以成为几代诗人精神的元素、方向的标准，就在于它背负地狱而又高高在上的隐语世界；它简明的结构却足以囊括生命的全部沧桑！而在危险的生存向‘下’吸的黑色涡流里，诗歌就充任了向‘上’拔的力量”。在向上与向下的精神撕扯中，在时代前与后的转捩点上，人和诗都必将遭受大火和暴雪的洗礼。时间摧毁肉体，语言则给诗人带来永生。终点也可能正是起点，尤其对于那些文字和精神得以永生的人而言更是如此，我想到的是艾略特《四个四重奏》里诗句的鸣响——“我们将不停止探索 / 而我们所有探索的终点 / 将是到达我们出发的地方 / 并且是生平第一遭知道这地方。/ 当世间的终极犹待发现的时候 / 穿过那未知的，回忆的大门 / 就是过去曾经是我们的起点”。

陈超客厅东墙背后的木架子上方悬挂着两幅外国作家肖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里尔克。这两个作家能够显现出陈超的精神资源——“无数个深夜，当我心力交瘁时，我会反复深入到我崇拜的大师里尔克的精神氛围中，这种空的满，灭的生，有如尖锐的冰凉的刀片，划开我的心，让它流出鲜热的本质。这样，我会得到一种近乎宿命般的抚慰：是呵，对于存在，我们又能说出什么？”。对于精神来说这是宿命也是抚慰——宿命般的抚慰。这使我想到的是里尔克的诗句——“我怎能制止我的灵魂，让它 / 不向你的灵魂接触？我怎能让它 / 越过你向着其他的事物？/ 啊，我多么愿意把它安放 / 在幽隐的任何一个遗忘处，/ 在一个生疏的寂静的地方，/ 那里不再波动，如果你的身心波动。/ 可是一切啊，凡是触动你的和我的，/ 好像拉琴弓把我们拉在一起 / 从两根弦里发出‘一个’声响”。而“从两根弦里发出‘一个’声响”，这就是伟大的知音共时体在轰鸣。

在很大程度上诗歌界普遍关注和倚重陈超作为杰出的先锋诗论家的一面，而这也造成了对他诗歌写作长期的遮蔽与忽视。批评家身份甚至对他的诗人形象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阴影和消磁器。必须谈论诗人陈超。这是一种必要，也是对陈超作为重要诗人的尊重。从2000年作为陈超先生的研究生起，我一直在反复读他的诗歌，乐此不疲。这既是一次次进入到隐秘而深沉的精神生活，也是一次次重逢他在诗歌中对一个时代的回应与回声。我不断在歌文本中感受到他温暖的微笑和对尘世的热爱，与此同时我又不断与“无端泪涌”和沉痛莫名的陈超相遇。陈超的诗歌是先锋精神与略显“老旧”的话语体式之间的结合。在咏叹和吟述的朗朗乐调中呈现的却是深入当代的先锋意识和深切的个人体验。这在八九十年代的汉语诗坛是绝无仅有的。这是一个痛彻的歌者，宿命性地用诗为自己写下墓志铭。经过天生的诗歌“直觉”和多年的写作“训练”，在人生和写作的双重淬炼中陈超终于在八九十年代之交的历史语境下迎来了写作的高峰期。而这一凛凛雪原般高峰期的到来却是以持续性的撕扯、眩晕、阵痛、颤栗、惊悸以及死亡的想象与精神重生换来的。这样的诗既是高蹈的又是及物的，既是面向整体的时代精神大势又是垂心自我渊薮的浩叹。在陈超这里个人经验的公开化与公共经验的个人化能够很好地揭示出来。陈超一次次走在时代转折点的“断裂”地带——那里是凛凛的风雪与陡立的绝壁。陈超在诗歌中不断燃起一场场死亡和重生的大火，随之也布满了灰烬与寒冷。 在八九十年代之交的历史语境下，陈超的诗歌是展现精神高蹈、生命阵痛以及完成“诗歌历史化”的过程。他一次次抬起头颅仰望教堂、天空和圣灵、十字架，同时他又没有因此而凌空虚蹈和自我沉溺，而是同时将双脚紧紧地扣在那个接通此岸和彼岸、历史与现实、精神与生活的那座“桥梁”。

陈超的诗歌在阔大而暴烈的时代背景上葆有了对词语、经验、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多重命名、发现与开掘。北方那个一年四季灰暗乏味、雾霾重重的城市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提醒陈超与这个时代的关系——深入命名的迫切感与紧张的内心体验。陈超是工业时代大汗淋漓的顶风骑单车的人。他只能在阵雪飘飞、枝桠无声的一个个冬夜静顿、沉潜下来。他在一个个夜晚于诗歌中安身立命，完成室内的“案头剧”。陈超曾认为写作就是重抵精神的荒原。这种精神生活和相应的体验方式既与其精神高标以及极高的自我要求和约束有关，更与八九十年代整个诗歌的精神转捩有关。正因如此，死亡一次次出现在他这一时期的诗歌中。这些死亡之诗现在读来仍让人不寒而栗。正如陈超所说“讴歌死亡的诗人，不一定受动于自毁激情，恰好相反，他祈祷的是烈火中钢的轮回。这一点，脆弱的读者是看不到的。”回击死亡的写作与回击死亡的阅读同时凛凛降临。这是将头颅在火焰中淬炼的“美学效忠”。诗人在阴森冷酷的时代暗夜写下了亡灵书和精神升阶书。

——风展乌云，来路苍茫。

必须重读和细读陈超的长诗《青铜墓地》。鉴于陈超对海子等先锋诗歌的会心阅读和深入研究，我直觉地想到海子写于1984年的《亚洲铜》——“亚洲铜，亚洲铜 / 祖父死在这里，父亲死在这里，我也将死在这里 / 你是唯一的一块埋人的地方”。但是具体到陈超这首长诗《青铜墓地》，我甚至认为他的重要性绝对不逊色于海子的《亚洲铜》。在河北师大文学院的诗歌课堂上，无论是给本科生还是给研究生，海子的这首《亚洲铜》都是陈超要重点细读的。

实际上陈超写作《青铜墓地》还有一个准备期。1988年1月，接连几个夜晚陈超一直在卧室里静静地阅读和反复品味捷克诗人亚罗斯拉夫·赛弗尔特（1901～1986）——“他的安详、明澈和挚诚一丝一缕地围绕我，我谛听着他的紫罗兰花瓣落地的声音。我想，我们不必再如这个世界锱铢必较，诗歌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它的内在、质朴、明亮足以使我们进入精神家园：它的沉着、平静、超诣足以使我们对生命本身激荡起一种感恩的心情。”（《语言的自觉》，《诗神》1988年第7期）然而这种沉着、平静很快就被突如其来的时代寒流和涡旋搅乱了。甚至这一切的到来即将改变和结束一个时代的诗歌路向和知识分子的命运轨迹。这一时期的陈超试图将伟大的元素在诗歌写作中重新唤醒，在高蹈中深入当代，在精神的火焰中完成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自我救赎。1988年的深秋，在太行山脚下的一个村子里，陈超试图完成酝酿了好久的组诗《四种元素王族的舞蹈》，但是最终因故未能完成，“每天黄昏，我都要攀到峭拔的山巅，仿佛由母语的中心开始，一步一步临近危险的边缘。北方滞缓的日落，被西风拧成模糊的一片。天空中阵阵血霞，与漫山的红叶在我灵魂中交汇。持久的攀援，使我皮鞋的边缘变得破旧，山间尖啸的湿气，涤漱着我谦卑的胸膛。一切都遥远了，沉睡了，北方的落日庄严地展开着，我呆的地方，是诗歌铺成烈焰和鲜血卷宗的地方！自然的晚祷开始了——我仿佛听到彼岸铜钟缭绕……大化流行，生生不息，在我们一闪的生命中，诗歌乃是这苍凉与高歌的部分，是死亡之岸伟大的救赎和祈祷。面对这一切，我的手哆嗦着，我放弃了写作。我知道词语的背叛开始了。如果我勉强写下这组诗，在我的生命中，将永远被这壮硕的日落杀死。”（《语言的缺席》）。语言在自然、时间面前的失语再次验证了诗歌的某种局限，而关于元素的抒写则是迟至第二年的夏天。

1989年春天，陈超完成了《渴慕》组诗，包括《献给荷尔德林》《献给斯蒂文斯》《献给玛拉美》。这组具有精神对话性质的诗歌不仅带有“元写作”的性质，而且在时代的转捩点上具有精神寓言的质素，“在我激荡的祖国，是哪些殚精竭虑的孩子 / 听你用雪那白银的钟抖落本质”。这些高迥、洞彻和照耀的诗句是以不安、阵痛、撕裂为代价的。这些清冷如雪的诗句之下是灼烧不已的头颅和心脏，精神的成长是如此举步维艰。而这个时候只有诗人能够站出来说话。诗歌不只是修辞和技艺，也必须是精神和时代甚至超越时代的更高宏旨的淬炼，“诗就是信仰。你照亮我三十二岁的生命，/ 凝神于一，问心有愧。晦暝的生命啊，/ 你懊丧吧，不安吧；我糟蹋了多少我祖国的语言，/ 邮差将书刊送往四面八方。在今夜，/ 我第一次感到母语那受蔽的面容无法避开。”               

1989年，陈超在家里断断续续地写了长诗《青铜墓地》的一些片段。内心的撕裂和痛苦使得他最终将这首计划中的长诗搁置下来。重要甚至伟大的诗歌都是在特殊的节点上完成的，陈超的这首长诗《青铜墓地》也不例外。转眼到了1990年的1月，这年的冬天北风呼啸刺骨。在一个夜晚，陈超和朋友来到了西部，来到一段废弃的大川前。裸露的河床和身边漫无涯际的黑暗让陈超在那一刻被诗神的闪电击中，他必须站出来言说自己的痛苦、时代的悲歌——“裸露的河床铺满乱石。狞厉、冰凉。缝隙中挤着污浊的雪霰。我们踏上它，感到热血从脚踵升起。这是些战败的头颅。广阔的空无和黑暗，在我体内发出回声。河床缓慢而坚定地向下划破……每一步都仿佛是一种尽头。两岸起伏的沙砾，像是土地裸露的神经，它努力向下压迫，使河床趋向于金属。走，向下！我点燃了一篷沙棘，从黑暗和寒冷中，骑上窃来的有限光明”“这是与地狱对称和对抗的力量！我们跪在谷底的干雪中，把地狱追逐。它终于道出了真相：向下之路是头颅飞翔之路，当我们愤怒地刺入地狱之中，地狱已经死去。”这段文字在我看来更像是舞台上失败英雄的巨大而撕裂的悲痛回响。在自然和历史阔大而黑暗的舞台上，诗人在冥冥自语中终于寻找到了灵魂的一束光柱，尽管这一寻找的过程是如此惨厉而艰难莫名。第二天醒来，陈超浑身发烫，昨天的寒冷和内心的焦灼使他真的生病了。可就是在身体高热（这实际上是一种精神的灼伤）中完成了长诗《青铜墓地》。

 

               “满脸霞光熠熠，他独自上升

                喝醉了阳光，亮透了一颗心……”

                让诗歌的十字架在平整过的墓地上耸立起来。

                让它像一具青铜的牛角镇守住这恶欲回流的地方。

                死亡不能结束的东西留给诗歌的镇守去生长。

                让我们热爱这青铜的十字架，青铜的校阅台

                青铜的嗓音。让我们热爱这个用我们的生命和母语

                浇铸成的另一具青铜的心象

       

               “多么高贵，多么美，他们听到召唤……”

                先知，闭上你的嘴，别把鲜血吹进花树。

                我们不是普度众生的神祗，我们是词语的亡灵，

                我们不是迎风招展的旗帜，我们只是生存的书写员。

                我们不是青铜之外的天空，我们只是青铜墓地里的空气……

                我看到在墓地上空，先知的脸像庸众一样一闪而没……

                                           

                                             ——《青铜墓地》                          

 

在时代的转捩点上这是一个被时代强行锯开“裁成两半”的诗人。他必须经受时代烈火的焚烧，忍受灰烬的冰冷。火焰、灰烬、血液、头颅、死亡、骨头、泪水、心脏、乌托邦在这一特殊情势下的诗歌中反复现身。这一体验和想象在《青铜墓地》中得以最为淋漓尽致地凸显。这是一首直接参与和见证了一个时代死亡和重生之诗。当那么多的死亡的风暴、血液的流淌、内心的撕裂与转世重生一同呈现的时候，高蹈、义愤、沉痛、悲鸣的内心必须在历史语境和个人精神中还原。

《青铜墓地》是见证之诗！生命之诗！寓言之诗！

陈超认为这是自己第一首充满了光明的诗篇，而它却是地狱的赐予。

 

        呵声音，这里总算有了声音——

        有一群人在地下等着我，有一个空冥的世界

        让我凝神谛听被湮没的年代沼气的轰鸣。

        在我生命的中途踏上了与但丁相似的路，

    我已无法区分它是来自地下，还是我逶迤的大动脉中……

 

攀登与向下，本质上都是同一条路。但有时候诗人又不得不处于自我确认和放逐、悬置的尴尬困境之中，寻找与放逐有时候就是如此地浑然一体，这在陈超1980年代的后期的诗歌写作中更是如此显豁，“我深深感到一种放逐。实在世界退隐了，天空太高，我攀不上去；大地太污浊，我难以触及更深的层面。”

怀疑主义和理想主义是身体的左右臂膀。

当陈超在黑夜中擎举着荆棘的火焰走向大川的突然凹陷处，这正是光明与地狱的较量，是被撕裂的一代人与那个黑暗的时代的撕扯。《青铜墓地》是一首失败之诗，也是一首胜利之诗。诗中涉及到的历史是失败和耻辱的，而知识分子的灵魂却最终取得了胜利。因为陈超了然于一句真理——向上的路和向下的路实际上是同一条路。当他不断向下向黑暗深处掘进的时候，他正在维持无限向上的精神维度，二者是合一的。实际上在八九十年代的转捩点上陈超的很多诗歌都凸显了这种高蹈、向上又不断探向内心深处和时代黑暗处的精神方向。

陈超在《青铜墓地》的开篇处标明：与哀歌相似，但不是哀歌。

哀歌作为西方的一种古老诗歌体式源自于古希腊挽歌，由一行六音步句接一行五音步句组成。其中托马斯·格雷的《墓畔哀歌》和里尔克的《杜伊诺哀歌》是杰出的代表作。题目“青铜墓地”必然导致整首诗死亡的沉暗气息，而这种死亡是针对于一个特殊时代的精神死亡的。陈超接下来将海德格尔的“先行到死亡中去”和狄兰·托马斯的“在死亡的大汗中我梦见我的创生”作为序曲前墓志铭一样的存在。

长诗《青铜墓地》由“序曲”、“第一歌：我说”、“第二歌：众诗人亡灵的话”、“第三歌：合唱”和“尾声”组成。

这是一首意象空前密集而精神体量如此庞大的隐喻之诗，这惨烈地呼应了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境遇。密集的意象群如荆棘布满全诗，而集束型的精神爆裂如一道道刻意缩小的闪电。击中和劈裂了一代人的内心和时代渊薮。

“序曲”中所呈现的时间背景——四月——显然是历史化和精神对应的时间。而这一历史化的时间是由一代人的死亡和肉体碾压之后垒砌而成的。这里我们看到的死亡的殓衣，看到了高蹈的灰烬，目睹了硫磺和油料燃烧生命的过程。而诗人难以抵抗的不是死亡和白骨，而是伴随着中年期和时代精神转捩到来的庞大的虚无感和信仰的无着感。虚无，就是没有支撑。那么在惨烈的历史中作为诗人和知识分子你的精神支撑是什么呢？这不能不是与诸多亡灵和先行者们的对话。丧钟一遍遍敲响，魔鬼和诸神的声音也搅拌在一起较量，街道上也早已了无人迹。诗人将那些词语和集束炸弹一样的意象密集地扔向时代昏聩的人群，那些高蹈、向上、撕裂、焚毁的力量是如此悲剧性地缠绕在一个诗人身上。

这是向死而生的诗，是通过诗歌穿越死亡并使得死亡得以重生的哀歌。陈超曾经评价过叶赛宁惨烈的死亡方式，“这种对美学理想的迁延持怀疑态度的诗人，最终以结束个我生命完成了他的诗章。他们悲郁的情怀打动我们的心，但是死亡不值得效仿”。陈超最终在诗歌这一伟大的共时体的结构中得以进入时间永恒的根源所在。在时代强行进入写作的狂飙中诗人规避着失语的阵痛和尴尬的愤怒。在生存和写作背景的暴戾转换中诗人感到了时代对写作的巨大强迫感和无形的框定。在这样的时刻写作需要的不只是勇气和坚持，写作的前提是诗人必须对身处的时代有清醒的体认和省察。写作的痛苦需要诗人的“历史个人化”的“求真意志”。这是对书写行为的最为恰切的姿态。在历史记忆、生存现场、生活细节的反复擦亮、商忖、自问与盘诘中他迎来了一次次词语的猝然降临。陈超欣喜于这种猝然一击的诗歌方式。在他看来诗歌是精准、有力的与时间对称的手艺。正因如此，他能够面对时光沙漏的阵微细响，也能面对一个时代雪峰崩塌的寒冷与惊悸。他能够做到的就是在课堂上朗诵诗作，在一个个夜晚用语言雕凿着已逝和将逝的阵痛与宽怀。

实际上，很多年陈超看似平静的诗歌话语背后一直是一颗紧张纠结的心。平稳的墨迹与持久的阵痛该如何得以最终的平衡与完成？诗歌和时代语境以及个体生命的幽深纹理在这种类型的诗歌中最终得以复杂呈现。以长诗《青铜墓地》为代表，陈超这一时期的诗歌写作一直有一种对“圣词”近于“纯诗”般的敬畏与倾心向往。这种精神向度甚至延续到他九十年代初期的诗歌写作中。他这一时期的写作是自叹的、吟述的、留连的、悲鸣的、舒缓的，但同时又是紧张的、“楔入”的、尖锐的。缓慢的语调与绷紧的语词和分裂的内心之间形成了张力。个人精神的乌托邦使得陈超成为一个近乎老式的“留守者”。这种精神镜像、灵魂的升阶书一直强化着这一时期陈超远非轻松的诗人形象。这种重压之后的碾痕、断裂之后的寻找、血迹背后的重生一直在他以《青铜墓地》为代表的这一时期的诗歌中反复叠加，比如《风车》、《我看见转世的桃花五种》、《博物馆或火焰》、《艺徒或与火焰赛跑者之歌》、《凸透镜中两个时代的对称》等。

1991年2月，青岛海滨，黄昏。彻骨冷风中陈超久久凝望着远方哥特式建筑尖顶上的一架风车。在那一刻，物理学上的风车已经成为精神意义上十字架的隐喻。一个突然断裂的时代和精神之痛使得诗人突然涌出热泪。血液、风车、十字架、教堂、天空、星光显然形成了诗人高迥情怀的对应之物。他在那一时期的诗歌中所坚持的就是一个“精神留守者”“在广阔的伤痛中拼命高蹈”。这是一个被时代强行锯开“裁成两半”的诗人。他必须经受时代烈火的焚烧，忍受灰烬的冰冷。火焰、灰烬、血液、头颅、死亡、骨头、泪水、心脏、乌托邦在这一特殊情势下的诗歌中反复现身。这一体验和想象在《我看见转世的桃花五种》中得以最为淋漓尽致地凸显。当那么多的死亡的风暴、血液的流淌、内心的撕裂与转世重生的脆弱桃花一同呈现的时候，高蹈、义愤、沉痛、悲鸣的内心必须在历史语境和个人精神中还原。陈超八九十年之交这种高蹈、澡雪、痛彻、垂直火焰般的维持无限向上姿态的诗歌写作在葆有了时代良知和灵魂秘密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存在着精神耽溺的危险。这种危险很大程度上会导致写作空间的狭促和逼仄，在自我戏剧化和镜像化的同时会导致精神洁癖，会将诗人推至极端而丧失对生存现场的勘探和询问勇气。也就是说这种写作的危险性在于它有可能遮蔽和悬置了日常事物和生活的细部纹理以及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和求真意志，从而导致对“个人历史感”经验的遗漏和忽视。正是这种个人的写作实践以及对这种写作危险纠正的敏识，陈超在1994年前后开始了自己诗歌话语转换的努力与探询。这是先锋精神向日常生活的转换，但二者又不是截然分离的。

“我”作为诗人和一个“日常的现实的人”该如何面对诗歌的世界、精神的世界与现实的世界？如何撇开自恋的“不及物”写作而更为有效地楔入时代的核心或噬心的时代主题？诗歌只与诗人的良知、词语的发现、存在的真实、内心的挖掘有关。陈超对那些一味高蹈的诗歌是持有保留甚至怀疑态度的。他一直是站在生活的幽暗处和现实的隐秘地带发声。他一直强调诗歌对“当代经验”的热情和处理能力，一直关注于诗人的“精神成年”与及物性场域之间的关联，一直倾心于对噬心命题的持续发现。而这样向度的诗歌写作就不能不具有巨大的难度——精神的难度、修辞的难度以及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难度。平心而论在1990年代初期陈超并没有断然割裂“理想主义者”、“自我意识”与“经验论者”、“生活和事物纹理”之间的合法性内在关联，而是试图以弥合和容留的姿态予以整合。这种容留性的诗歌写作在一定意义和程度上会消除诗歌的偏执特征。这是一种更具包容力的写作，是容留的诗，张力的诗，是维持写作成为问题的诗。在陈超这里诗歌不是简单的对“圣词”的赞咏和乌托邦的理想憧憬，也不单是简单的修辞练习。这就是陈超的诗歌经由高蹈的“转世桃花”到日常性的精神生活的转变。其代表作就是写于1998年的《秋日郊外散步》：“京深高速公路的护栏加深了草场，/ 暮色中我们散步在郊外干涸的河床，/ 你散开洗过的秀发，谈起孩子病情好转，/ 夕阳闪烁的金点将我的悒郁镀亮。// 秋天深了，柳条转黄是那么匆忙，/ 凤仙花和草勾子也发出干燥的金光…… / 雾幔安详缭绕徐徐合上四野，/ 大自然的筵宴依依惜别地收场。// 西西，我们的心苍老的多么快，多么快！/ 疲倦和岑寂道着珍重近年已频频叩访。/ 十八年我们习惯了数不清的争辩与和解，/ 是呵，有一道暗影就伴随一道光芒。// 你瞧，在离河岸二百米的棕色缓丘上，/ 乡村墓群又将一对对辛劳的农人夫妇合葬；/ 可记得就在十年之前的夏日，/ 那儿曾是我们游泳后晾衣的地方？// 携手漫游的青春已隔在岁月的那一边，/ 翻开旧相册，我们依旧结伴倚窗。/ 不容易的人生像河床荒凉又发热的沙土路，/ 在上帝的疏忽里也有上帝的慈祥……”。个体经验的深刻性与内敛的话语方式以及吟述性的音乐感形成了特有的质地。这些日常之诗能够做到细节的真切和精神氛围融合，叙事性和抒情性榫接得无迹可寻，严整的结构和对称性的句式呼应。

确然，现代诗的活力和有效性以及难度不仅是一个写作技艺问题，而且涉及到诗人对材料的敏识，对求真意志的坚持，对诗歌包容力的自觉。对于八九十年代的中国诗人而言，写出玫瑰、火焰、天堂、教堂、升阶书、圣杯等“大词”、“圣词”并非难事，关键在于诗人对本土语境、当下和现场的有效揭示和命名能力——一种还原和包容生存和经验的现场感的努力与勇气。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先锋诗歌不够“深入人心”的重要原因。很多年中国诗人的背后都站着几个西方的大诗人，换言之中国的诗歌一直在借用不是来自于本土和生命本身的语言、修辞和身份在说话。像陈超这样在诗歌写作和诗歌批评中如此自觉地认识到写作本土化和处理当代经验重要性的还是少之又少。

陈超曾经在32岁的春天写出这样的诗句——“她掀起粉红的衣衫，一直暴露到骨骼。/ 我目光焚烧，震动，像榴霰弹般矜持—— / 在最后时刻爆炸!裸体的桃花第二次升起 / 挂在树梢。和我年轻的血液融为一体。/ 但这一切真正的快乐，是我去天国途中的事”（《我看见转世的桃花五种》）。在写于1993到1994年间的诗歌中他同样呈现了近乎惨不忍睹的决绝场面——“我的心是从横卧的肢体中跑出来的一个。/ 匆匆脱去外衣，露出碎裂的肌腱。/ 我的脚踵疼痛，我渺小的血库 / 两根柱子在摇晃，在拖起冰凉的水泥。/‘我蔑视自己的伤心，哭喊 / 勇气乘滑车而去。我抛下旗杆 / 是因为肠胃被饥饿勒死两次’/ 一个书呆子依稀看到，他逃亡时 / 被踩碎的眼镜片在火灾反光中发抖、屈服。”（《艺徒或与火焰赛跑者之歌》）这些酷烈激荡、周身寒彻、惊悚不已的诗句是时代转捩的情势使然，还是又重演了诗人的一语成谶？

陈超的诗歌写作经历了八九十年代的“转世桃花”般的阵痛与精神高蹈以及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深入当代和日常生活。他回环于时间的匆急涡流中，在向上仰望又躬身向下的双重视阈中容留了时间和存在的光斑和印记。记忆的火焰，时代的阵痛，身心的裂变，日常的焦灼，未来的辉映都同时抵达。那些光亮一次次将诗人的内心和悒郁一起镀亮，阴影与光芒共存。他用一生封好了一只诗歌的漂流瓶。如今在时间的大海上，我们等待着它重新被打开的那一刻！

而那个青铜墓地，就是一位诗人的永生之所！

 

 

简 介：霍俊明，河北丰润人，文学博士后，现工作于中国作协创研部。中国现代文学馆首届客座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著有诗歌批评专著《尴尬的一代》《变动、修辞与想象》《无能的右手》、《新世纪诗歌精神考察》《从“广场”到“地方”》《萤火时代的闪电》《70后批评家霍俊明卷》等。编选《百年新诗大典》《中国好诗》《天天诗历》《青春诗会三十年诗选》《诗坛的引渡者》《在巨冰倾斜的大地上行走——陈超和他的诗歌时代》《年度诗歌精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