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陈超的现代诗学体系(之三)

                                                        苗雨时

 

 

                     深谷体验与精神大势

 

诗歌作为生命和存在的共相展现，它的基本方式是语言，而它的个人方式则无疑存在于诗人的灵魂。所以，诗歌在其亲在意义上，永远居于诗人的生命内核中。这一内核，就是现世生命体验。生命体验是人生的感悟，也是一种生存状态和精神境界。在生命体验中，人不是消极地品味和咀嚼人生历程和生存困境的苦果，而是在心灵拷向和与世界对话中，生发超越与提升的功能，以实现人生诗化。

在此种论述的基础上，陈超依据艺术体验的内涵与方式的不同，把诗人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人类的“祭司”和“歌手”，他们“歌赞生命和使生命成长的一切”，他们“审判那些扼制自由和创造的权力强暴势能”，这类诗人“代表了人类歌哭的高度”。另一类诗人，他们“坚持深入地狱，并为之唱出挽歌”，他们不为“空洞和黑暗”所困扰，而成为与地狱水火不容的“灵魂”，其目的是“为了更犀利地澄明生命的真相”。对这种“向下”的体验，我想可以称其为“深谷体验”。这种体验更多地属于现代诗人。当今时代，商品经济的热潮，催发着生产力高扬的同时，也异化着人的灵魂，物质的丰裕和精神的萎顿正形成巨大反差，利欲漫行，人文沦落，生命钝化，使人们正陷入前所未有的下滑的渊薮。而此种人生的拯救，就要求诗人“深入地狱”，揭示生存的“荒诞”与“空虚”，放出“人类罪恶的污血”，从而昭示出人类的另一种特性，“即审判罪孽的能力和权力” 。在这样诗人的咏唱中“高蹈着诗人所代表着的智性、忏悔、孤傲和自由的人类精神”。

诗人这种体验的内部，也体现着诗歌原初的，同时也是不断发展着的精神大势。对生命体验中诗人的心理走向和统合作用，陈超进行了更为深入地剖析与论证。他提出“三对‘两难困境’的整合”：

其一，个体主体性对整体生存的包容。他说：“在人们看来，‘表现个体还是表现整体’的二元对立困境，在真正杰出的诗人那里是不存在的。他完全可能从个体主体性出发而包容整个生存。”为什么呢？一是因为个体生命的有机性，使它与人类的生存自然呼应与相通。二是因为在写作中，个体生命的体验，一旦化为词语事实，就获得了更大的驱动力，几乎不受诗人的智性控制，而以强烈的速度“继续滚动”，不断扩张，直至加入到人类精神共同体验到的生存真相之中。这就由个我生命的深化开掘与延伸拓展，而抵达对人类生存普遍性的关怀。

要是从哲学上来看，此种个体主体性对整体生存的包容，体现了个人与类群关系的辩证发展：个我与整体的对立统一。

其二，虚无与充实的现代转换。在诗人的生命体验中，“虚无”是人生的常态，以有限的生命面对死亡，是最大的“虚无”。但是，“生命经由母体的第一推动，就顽强地开启了它要求肉体与精神上升的马达” ，也就是说，追求人生的“充实”——“自由和光芒” ，也具有人类生存的命定性。然而，抗拒“虚无”，获致“充实”，并不是简单的递进关系，它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虚无”是“充实”变异的“虚无”，“充实”是“虚无”反向孕育的“充实”。所以，诗人的责任，就是在体验中，承担起已然存在的“虚无”，从对它的迷惘到考察、剥离，然后在“虚无”生存“场”中分裂出“一个高尚而歌唱着的圣洁灵魂”，这就是“充实”，也是向死而生的价值所在。

陈超在这里论述的虚无与充实的现代意义上的转换，是他深入现代诗的生命本体，以辩证思维，对这一困境的破解。这无疑导引了现代人自我与种族精神历程的再造。

其三，“漂泊与定居”合二为一。他说：“优秀诗人的生命体验，同时朝两个向度敞开：一种是漂泊精神前倾的预言，使我们超越现实的喧嚣，将批判力伸展于更为开阔的视域；一种则是对‘远方’前景的‘忤逆’，向内回溯，坚持高古凄怆的‘家园之歌’”。无论“离家”还是“返乡”，都是现世人生命精神的一体两面，它们的悖反共同昭示了人类整个生存中的种种对质矛盾。定居与漂泊互为前提和归宿，两者是相反相成、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当诗人“定居”在丰富的生命内核之中时，“漂泊”才可能是有效的，丰富的；当诗人“漂泊”的精神历程不再是一种盲目和自恋的被动放逐时，“定居”才具有重建灵魂家园的积极性质。因此，“漂泊与定居”所表现的生命体验，只能是“自我肯定，自我否定，自我否定之否定的无限历程”。

不难设想，当诗人把生命体验中的这种精神大势，置放于美学王国，把它交托诗歌形式的话语定型和创造，它必将会携着神圣的艺术光芒，而放射出恒久、宽阔、超越的巨大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