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的意义

      卞毓方先生的大作《寻找大师》出版了。可喜可贺，意义不凡，不可小觑。以我之见，这本书的出版，其重要之处在于，以一本散文文学著作的问世，展示了一个重大的社会文化问题：文化大师对于一个社会的意义。

      大师的存在是一种文化现象。大师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的脊柱。有无大师，大师的多少，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一个时代，一个历史时期，有无大师，有多少大师，更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发达与否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这一时期社会政治是否清明，是否进步的重要标志。

      在一个社会里，大师的存在是客观形成的事实。大师不是评定出来的，大师是社会默认的，大家认可的，是众星捧月，万口一词。现在也有评定大师的，那多半是在技艺性领域，不足为凭。不评而又存在，又被社会认可，这就是它的价值所在。大家都会相信，一旦大师要由某个机构评定产生，那就会产生弊端，如果再与金钱官职待遇挂钩，那一定会乱象丛生，为害社会，后患无穷。

      大师的存在既然是客观的，为什么要做“寻找”的努力？我的解释是，现时或许并没有大师，所以才要去寻找。进而要问，既然没有，去“寻找”不是徒劳之举吗？我以为并不徒劳，因为只有寻找才能发现。卞毓方先生所做的努力就是极好的证明。他倾几年的努力，跑遍华夏东西南北，坚毅执著，以“永不绝望，才有希望”的精神，终有所获。他书中所讲述的故事，就是当代大师们的故事，可以说，他们就是当代的大师。当然，可能还有很多大师没有被寻找，但是如果是金子，它的光辉就不会被埋没，终有一天会发出光芒。不要埋怨作者的疏漏或有意舍弃，因为卞毓方先生不是钦命大师评定委员会的负责人。不过，还要叮嘱一句，也不要以为被卞毓方先生寻找了，就铁板钉钉了。

       “寻找”还有另一方面的意义，就是告诉大家，现在是一个没有大师或产生不了大师的时代。要改变这种情况，就要作巨大的努力，包括政府和大家。卞毓方先生说：“找，是一个过程。找的本身，往往比结论更有意义。”这就是“寻找”的更重要、更深刻的意义所在。

       大师的产生是有条件的。就个人来说，大师除了应有高超的学术水平之外，还应该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做人人格。为了大师的出现，社会和政府则应该为他们提供条件，而大师们也要以此自律。只有如此，才会有大师出现，才会有文化的发展。有一种现象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文化大师并不一定都是出在风平浪静、国富民强的和平盛世，也不都是一生一帆风顺，平步青云的，或许世事维艰、天下大乱，屡遭磨难，坎坷一生，更适合大师的成长，更能显现大师的风采。大师的出现，也不是迎合统治者的愿望而生，而是顺应社会发展的大趋势，顺应历史的大潮流而生。在这种条件下，大师们的独立自由就更难能可贵。

       卞毓方先生是散文大家，他的著作是文学著作，要谈当然不能离开文学。卞毓方先生的著作的文学水平已经有公论，这本《寻找大师》在文学上的成就一目了然，不需赘述。但要强调说的是，这本书在他的文学创作水平上又创造了新的制高点。应该说，卞毓方先生在散文创作上已经达到了大家、大师的水平，不需要寻找，他就是当代中国散文大师之一。以散文大师一己之力去寻找文化领域里的大师，是大师之寻，其意义之重要不必多说；惺惺相惜，所得结果也一定不负众望。但他不愿说寻找的结果，只强调寻找的过程，这是明智的。他不愿意说，而我则愿意说说我以为的一种结果或现实，那就是，现时中国没有大师，但又大师云集。另外，现时的中国实在是出显大师的极好时机，大师就应该在此时出现。我呼吁，要做大师的，要抓紧时机。

最后要说的是，《寻找大师》一书的出版，应时应势，不能不说是我国文化界的一大盛事。

离开本书的出版，再说一点，那就是卞毓方先生正在负责筹备建立《季羡林文化基金会》。基金的初始投入是2000万元，后续我们还要再投入至少一亿元，想来也会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卞毓方先生和我的初衷是想用我们的努力来促进我国文化的发展，繁荣，其中也包括为大师的出现创造一点条件。从这里也可看出，卞毓方先生不只是写书寻找大师，他还有更加实际的寻找行动。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但难度很大，希望得到大家的理解和支持。

（季承在座谈会上的发言  2013.1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