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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十难题

王逸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

 

一方面，是研究和教学机构及各种课题项目大增，另一方面，是外交实际操作部门又感到缺乏高质量又实用的理论成果，外交理论研究与外交实践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互不相干的“两张皮”。

难题九：消除理论与实践脱节状态

当前，中国外交实践体系与外交学界间存在的问题可以概括为：一方面，是研究和教学机构及各种课题项目大增，另一方面，是外交实际操作部门又感到缺乏高质量又实用的理论成果，外交理论研究与实践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互不相干的“两张皮”。

相对而言，中国的外交实践获得国内高校与研究系统支持的比重是较低的。不可否认，学术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是一项较为“孤芳自赏”的活动，未必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国家政策。但不能不承认的是，国际关系与外交学界提供理论分析支持应当是外交决策与实践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尤其在政策与对策研究中，能够对实际部门产生积极的影响，成为实际部门的咨商对象。而恰恰是在这方面，中国外交实践体系与外交学界的联系是相当不足的。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国际关系及外交学界的研究者受邀到外事部门进行咨商的机会相较以往大大增加了，可以视为中国外交建立智库咨询制度的一个可能的起点。近年来，笔者多次应邀参加外交部牵头的政策分析会与咨询活动，亲身感受到中国外交决策和操作部门的进步。在类似联合国安理会改革、应对国际气候变化、考虑八国集团邀请等难题上，中国外交官和政策制定部门有出色的博弈手段和中短期折冲办法，但对中长期战略思考不够、论证不深，有时显得被动、消极。这实际上恰好为学者和专业工作者提供了“拾遗补缺”、发挥所长的机会。笔者认为，国际关系与外交学理论中的很多研究成果可以成为进一步提升中国外交实践水准的助力，如国际机制研究、遵约理论、有关外交领导层代际差别的探讨，以及外交民主化、科层化研究等，都能够应用于现实的外交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