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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帝国的最后努力

本刊记者   董玉洁  吴晓芳

 

1904年，戊戌变法已经失败多年，风雨飘摇中的清朝政府不得不开始酝酿一次变革，实行“新政”。变化之一就体现在它对世博会的态度上。这一年，清政府高调地派出了以皇室贵胄溥伦贝子为团长的代表团参加美国圣路易斯世博会，成为中国官方在世博会的首次正式亮相。

不过，世博会有史以来对中国人的最大刺激也发生在这一次。协助办理出展事宜的海关洋员在中国展馆展出了一组这样的人物雕像：苦工、乞丐、娼妓、囚犯、衙役、和尚、鸦片鬼、小脚女人……

自尊而敏感的中国人开始争论中国应向世界展示什么，开始反思为何50年过去了，除了茶叶、丝绸、瓷器，中国仍然拿不出能赶上世界潮流的东西。有人注意到，孙中山的身影出现在圣路易斯博览会上。这个赞叹世博会为“新球（即新大陆）开辟以来的一大会”的革命人士，正在探求一种完全不同的救国道路。

在圣路易斯博览会之后，清政府颁布了《出赛会通行简章》，将中国参加世博会的承办权彻底从洋人海关手中收回，并对中国商人参加世博会进行规范。1906年，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亲身感受了意大利米兰世博会的震撼，回国后立即上奏折建议学习，成为1910年南洋劝业会（近代中国第一次全国规模的博览会）举办的契机。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清政府终于放弃了对世博会、对西方工业文明的惧怕和排斥。但是，最后的努力已经无法挽救大清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