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蘧常，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生于天津，浙江嘉兴人，字瑷仲，小名阿龙，铁弥陀，晚号欣欣老人，取陶渊明归去来辞“木欣欣以向荣”之意。其书斋名号颇多，有端六、涤如、玉树堂主、角里翁、明两、四照常、继明轩、窈窕轩、珠朗楼等。其出身书香世家，幼受庭训，家学渊源。三岁启蒙，四岁后读四书与《毛诗》、《礼记》、《尚书》、《左传》，七岁能诗，有神童之誉。小时曾从成亲王永（王星）楷法入手。临欧阳询《九成宫》，醉心《张猛龙碑》，于北碑颇有根基。十九岁时，有幸拜近代著名学者，书法大家沈增植、寐叟先生为师。沈老系王氏同乡戚谊，书名冠绝，对王氏示笔法、章法。连寐老挚友康有为也独予青睐，亲为指点。沈老对王氏寄予厚望，要求甚严，诲以学书须寻源溯流，曰：“凡治学，毋走常蹊，必须觅前人忧绝之境而攀登之，如书法学王草，唐宋诸家已为人摹滥，即学二王，亦鲜新意。不如学二王之所自出……章草。自明宋以后已成绝响，汝能兴灭继绝乎？”从这个时候开始，王蘧常遂改换旧轻，从篆隶、章草入门，潜心研习，卓然成家。

     王蘧常原本饱读诗书，天分甚高，加之名师点拨，茅塞顿开，以写碑笔法作章草，弃前人秀丽妍媚一路，独辟蹊径，用笔方正、生辣，结体平实稳健奇崛，线条如龙蟠曲，枯藤老树，气韵高古。尤以擘窠大字，更见雄浑气魄，如江涛腾空，天风扑面。日本友邦人士评价王蘧常的章草，有“今日中国王羲之”之美称。观《二十世纪书法经典——王常蘧》卷，便可知王老对《石门颂》、《乙瑛碑》、《郑文公碑》寝淫甚久，对《十七贴》、《月仪》、《急就》、《出师》、《平复》及西北出土之章草简牍，着实下过大功夫，在继承传统中，学古化古，汲古常新，独出机杼，揉篆隶多变之结体，自成格调，开章草雄强书风。

    王氏之章草艺术集中表现在《二十世纪书法经典——王蘧常》卷中，此卷收王氏真草隶篆56篇，朴茂天成，字字珠玑，实为王氏书法之面目。此卷内中收入王氏楹联18副，均为八十岁后所作。其中赠亭林纪念馆四言联：“行已有耻，博我以文”；赠荣华先生五言联：“道积宜蒙福，德盛自延年”两副，以篆入书，方笔为主，间以圆笔，使转处，曲屈盘绕，整体上既大气磅薄，又敦穆厚重，一派雄浑气象。《居延汉简》跋、《文天祥.正气歌》、刘禹锡《陋室铭》欧阳修《醉翁亭记》、赠杨仁恺先生十言联，及鲁迅诗四首扇面等，无论横批、中常、条屏、楹联、扇面，大字小字，大幅小幅，总感到作者一气呵成，沉着安祥，毫无造作，纯任自然。下面以他八十七岁高龄时所作的章草，杜甫《壮游诗》四条屏来探究。此屏包括落款共107字。纵观全屏，气势沉雄，神采飞扬，一派大家风范。从运笔来看，使转全以中锋，起笔收笔处切金断玉，干脆利落。线条苍健，肥瘦互顾，墨色时浓时淡，润燥兼间。结体或扁或长，或大或小，或正或倚，阴阳背向，恰到好处。尤其是横画与捺画，一反历代章草向来以波挑上翻见长的写法，改为平送急收，内劲十足。象武林高手，点到即止，尤见功力。字断意连，气势酣畅。整个章法呈竖有行，横无列，穿插错落，极有节奏感。这是王氏晚年十分成熟的章草，完全溶进了王氏一生的审美情绪和思想感情，给人一种全新的艺术形象。再来分析他八十岁时书赠辽宁博物馆的一副四言联：“凤翔龙跃，岳色河声”，此联八个大字，以方笔为主，圆笔为辅，浓墨重彩，古拙凝重，朴茂奔纵，疏宕洒脱，大气豁达，的确非同凡响，大有泰山当前，鼓荡濯胸之感。若以风骨论，则尽得阳刚之美。

   在欣赏王氏章草时，我们已经很难看到章草明显的波挑笔画，他已将波挑转化为含蓄凝练的收笔，有点象《好大王碑》的横画笔势。这是王氏章草线条个性得到充分发挥的可贵之处。也是章草突破性的创举，对现代影响甚烈。笔者近年来在对古代章草的临写中，以为除了宋无名氏的章草歌诀类似外，尚无那一家的线条象王蘧常这样。

王蘧常的章草，点画形态，方圆兼并，外方内圆，轻如游丝勾连，重如掷铁有声。其使转顿挫，落落大方，无论暗揉、绞转、突放、急敛，挥运切裁，均显筋骨内含，线条的立体感极强，这是力求中锋用笔的结果。至于整个字体是形态架构，基本上属方构图，或长方形。他有意避开崎险，以端正、方严、肃整来显示章草书法的古朴美与高格调。这种雄强壮美的风格如军营中之列兵操演，待命出征，如进行曲，旋律节奏昂扬奋发，憾人心魄。王蘧常创作中敢于大破大立，走的是一条由无法到有法，再由有法升华到无法之路。这一升华过程，王氏用了几十年的艰难探索。这在章草的发展史上，无疑是独树一帜并带有开拓性的。晚年王蘧常在自叙中说：“师又知予学《十七帖》，曰：‘右军书远承章草，旧有传本，已不传。今传章草，仅皇象《急就章》，索靖《出师颂》，萧子云《月仪帖》，数种而已，疆域褊小，殊难光大，汝能融冶汉碑、汉简、汉陶、汉帛书，而上及周鼎彝，必能开前人未有之境，小子勉之。’余敬志不敢忘。此余究心章草之始。”可见王氏之章草，得益于名师启蒙教益并终生实践磨砺，史出有源。

    章草这个源于西汉，兴于东汉，衰于魏晋的古代书体，本质上是在古隶的基础上逐步向楷行过渡的。历来对章草的溯源众说纷纭。以“史游之作说”，“汉章帝之作说”居多。然从近年出土的《流沙坠简》、《武威汉简》、《敦煌汉简》，及甘肃出土的大量竹木简帛书中，起码证明，章草远在二千多年前的西汉早期已产生并广泛流行使用。这是无庸致疑的。这应该为是当时民间的一种以篆隶为形质的快速书体，不是一时一地，一人所作。从文字发展的历史看，这种简化快捷的书法，上承秦代，下启魏晋，并使章草逐步走向规范化。至于《急就》、《月仪》等章草，当属后来继承整理之后的集大成者与代表作。隋唐之际，章草已逐步走向下坡。虽然宋以后的赵孟俯、宋克、傅山等人也有章草力作问世，然章草之落伍，被冷淡之命运仍无法改变。“既自赵宋后，此学始日亡”。只是到了清末之王世镗作《稿诀集字》之后，章草之命运才有了改变。（这其中功劳，相当一部分应归功于右任之力荐）此时期可看作是清末章草的中兴。“目未寓章草，落笔坠荒唐。弊坐昧矩危，功亏矜癫狂”。王世镗强调章草之重要，提醒世人学草书，应懂得源头在章草，学草书先学章草。到了王蘧常，在其师沈寐叟的引导下，继民国王世镗之后，数十年来第一个把北碑和笔法融入章草中并使之发扬光大。

     作为一名成就卓著的书法家，王蘧常的书法修养是全方位的。尽管他的精力放在章草上，然纵观其篆隶书体，亦堪称大手笔。尤其是楷书，早年受《郑文公碑》、《峄山碑》及二《爨》等北碑影响，字体瘦硬遒劲。看他1947年写的《杨大雄烈士殉国碑记》，便可知端倪。此碑文辞悲壮，豪气荡胸，催人奋起，洋洋千言，一百二十七行，楷法精严、整肃，点画峻峭，而又无单薄之弊，几乎是笔笔中锋，凝重而骨力内含，字字如灵珠荆玉。

    王蘧常在《书法答问》中提出6个要求：一、在专一；二、在敏速；三、在诚正；四、在虚心；五、在博取；六、在穷源委。这6条都很有意思，第二条敏速二字很有意思，敏而好学，速就是不怠，心里有底了就要迅速行动，第六条的追根寻底这一点对书法家来说很重要，知字之来源变化，草法之各种写法都是不可或缺的，所以，可以看作学书的度世金针。王蘧常善于博取古泽，诸如汉简、汉陶、汉砖、汉帛中的有益因素他都一一汲取，加之他深厚的古文字功底和文化修养，故能将之一一冶之于章草之中，所作恢宏丕变，蔚为大观。

　　应该说，王蘧常自视是颇高的，在心里是将书法看作是学问的流露和表现，他写信时也用古章草；包括信封也是如此，宁可再在旁用小字注出。收信人要琢磨上一天半天。为什么要这样？就是在他潜意识里告诉你，这不仅仅是书法，而且是一门学问，它限定在极少数人的范围里，显示了一种知识的高贵与尊严，他将信写成章草是将你看作与他一样是有学问的人，就像水平达到一定高度的两人交流是不用加上附注和说明一样。不用考虑对方的受用能力，而执着地将自己的游戏规则推广给你，可见其个性之独特了。从近代书法史的角度看，王蘧常走的是一条自乾嘉"尚碑"、"尚气"的一路，强调的是线条的朴茂雄厚，结字的天趣横溢，章法的错落变化，是帖学系统的又一大反拨，由于推动这一潮流的是一批文化人，有些甚至是高官显贵，如阮元、包世

臣、康有为、沈曾植等，所以，北碑南帖自此分流。平心而论，二者各有优劣，各有长短，不能偏废。书法中最高级的东西是自然与气韵，只有达到了这二点才是上好的佳品。民国以来的海上书画，其风格可谓百花争妍，不拘一格，要想在这种局面下一枝独秀的确不易，同为学王的沈尹默、白蕉、潘伯鹰，当以白蕉成就为最高，沙孟海称之为300年来第一人，这是有道理的，其实白蕉的技巧不及沈尹默，同样不及潘伯鹰，但白蕉自然，不造作。同样写碑的李瑞清、曾熙、于右任以于为最，也是因为于右任没有李、曾那样写得沉重，他写碑很轻松。正是从这一观点出发再看王蘧常的作品觉得就犯有沉重之弊，就像老年黄忠挥舞几百斤重的大刀一般。当然，这也是个人趣味使然，无可厚非。但相比李、曾二人，王蘧常之书法成就要高出许多，因为他有很多意趣及文化上的附加值，而且他所创立的美学形式是前无古人的，所以郑逸梅先生称其为“天才”，一点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