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听一位神秘长者谈各色人物（下）
(2026-01-10 20:24:13) | 分类： 图文：现代诗文 |
谈张贤亮
经历了“反右”，张贤亮被扭曲了。他认为谁都欠他的，他需要社会或他人为他补偿。若“反右”再晚几年平反，可能就“没有”张贤亮了。
在张贤亮的作品中，虚构了一个世界，但那个世界，非常肮脏。
张贤亮无论是为人还是经商，所缺乏的，都是诚信。张贤亮与“中国第一美妇”宫雪花的交往，则是真实的他。
谈曲波
曲波从不炫耀自己。曲波的《林海雪原》，写了能写的，隐去了许多不能写的，这和《红岩》类似。
曲波曾带一文工团去深山老林慰问军垦战士，去后，那些女团员就被抢了。
曲波个头不高，身体瘦削，腿有残疾（是战争时负伤所致），走路一拐一拐的。见到曲波的人都很纳闷：这样一个文弱书生，是如何在深山老林里剿匪的呢？
谈浩然
浩然的一生，其实是场悲剧。浩然晚年对此也有所悟，但他不愿承认也不敢承认。承认了，太痛苦，可是不承认，同样痛苦。浩然晚年称：“我还从未为以前的作品《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儿女》后悔；相反，我为之骄傲。”
其实这样的话，听来令人不由地想起某个死刑犯临刑时说的一句话：“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是真潇洒还是故作潇洒？是真愚昧，还是真汉子？唯有他自己清楚，外人难以置喙。
一个小文人，突然得到了他不该得到的东西，或者说他突然得到的东西超出了他的预期，难免会发昏。浩然在北京作协时，对一些老作家极不尊重，譬如对老舍就极不尊重。
谈王蒙
就个人而言，不喜欢王蒙。王蒙谈《红楼梦》的文字，没有扎实的考证，学术价值不高，王蒙算不得学者。
王蒙的人品也差些，不如从维熙，不如邓友梅，甚至还不如张贤亮。
王蒙的经历，成就了他的文学。他的小说政治气味很浓。读王蒙的文字，确实能感觉到他世事洞明，人情练达。
谈黄永玉
黄永玉聪明，但多是小聪明，他笔下的许多文字、故事，多是从古代笔记小说里脱胎出来的，稍加留意，便能看出出处来。
沈从文落难时，黄永玉并没有看望过沈先生，也不对谁说沈先生是他的表叔。但沈从文的声名得到普遍认可后，他便一有机会，便称沈先生是他的表叔，仿佛他是沈先生唯一的、最近的亲人。
谈黄苗子
黄苗子的字很好，很有特色。至于他的“人品”，如当“卧底”的“告密”之类，不便多说什么。在当时那种大的形势下，他可能也有着他的无奈，具体情况不清楚，很难置喙。
谈徐悲鸿
中央美术学院是徐悲鸿亲手建起来的。新中国成立后，中美院的许多领导，都是从延安来的。延安来的人，对所谓沦陷区的旧人，很是不屑，也不尊重，即便对徐悲鸿也如此。
谈江丰
建国初期，江丰主持中央美术学院的工作，任院长。江丰为人很好，很和蔼，但很左，不过，不如周扬，周扬更左。可这两个老“左”，偏又合不来。
一次，周恩来把江丰叫到了中南海，临进门时，江丰脱掉大衣，用胳膊挎着。周恩来见江丰进来，站起身对江丰说：“坐吧坐吧，这次请你来，是想解决你和周扬的问题。”
江丰一听，立时就火了，他对周恩来说：“我有嘛问题！”说罢，掉头便往外走，后来，即1957年，江丰等一批从解放区来的人，也被打成了“右派”。
谈张光年
张光年（笔名“光未然”）等人，是从解放区（延安）出来的，终日都是一副救世主的神色。1984年，几个中国作家随张光年先生出访日本。当游览到日本箱根的地下温泉时，面对冒着热气、翻着浪花的温泉，张光年突然对从维熙耳语说：“维熙，这就是你，还有王蒙、刘绍棠……终于从地层下边，涌动到地面上来了。”
从维熙回忆说：“难以想象，张光年会在这儿突发这种奇想，把我们五七年蒙难的一代作家，比作为奔涌而出的地泉。”接下来的话就更牵动从维熙的中枢神经了。
张光年说：“当年，我虽然没有直接处理过你们的划右问题，但作为一个负责文学工作的老文化人，我有一定的责任——因而在欢迎你们归来的同时，我常常有一种内疚和负罪之感。”其实，张光年反右时是没有“直接处理”过从维熙，可他处理别的“右派”，非常狠。
谈吴冠中
吴冠中总是说：“笔墨等于零。”可是，如果没有笔墨，吴冠中的所有画作，不都等于零了。吴冠中的笔墨，其实很到位，也十分讲究。这是他成功的原因之一。吴冠中的画，都是些小品，将他奉为大师，难以服众。
从美术史的角度看，也很难说他有什么值得记住的作品。吴冠中原是搞油画的，没搞出名堂，就改画国画了。吴冠中的一些小文章，写得确实不错。
谈华君武
华君武太滑。
谈顾准
顾准非常了不起。他把人们在地上建天堂的思想，彻底地颠覆了，或者说，从根本上给扭过来了。可惜他活的时间太短。假如能多活二十年，哪怕十年，其影响可能会更大。
这一点，顾准本人更清楚，他在临终时说：感觉眼前，全是金灿灿的麦子，等着收割呢，只是没机会了。
顾准死时很凄苦：妻子已先他离世（自杀）了，孩子们又不认他，想见一面的愿望都得不到满足。
（转自古事今谈百家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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