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听一位神秘长者谈各色人物（中）
(2026-01-09 20:26:04) | 分类： 图文：现代诗文 |
谈老舍
老舍这人，很正直，也很正派。他自幼生活在北京底层，对底层的人很了解，所以能写出《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等优秀作品。老舍有点曹雪芹的流风遗韵。
新中国成立后，老舍是真心高兴，也是真心拥护。他开始用自己的笔来讴歌新社会，诸如《龙须沟》等。老舍的思想转折，是在反右之后。他回国后发现他的许多朋友全都成了“右派”，他和冰心一样，想不通。这事对他触动很大。到了“文革”，老舍终于受到了直接的冲击。
在当时的那个氛围下，他的家人对他产生些不满乃至怨恨，他感到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值得留恋或牵挂的东西了，于是才走出家门，去了太平湖。在老舍被斗被批，处境最困难、最险恶、最需要亲人谅解扶持以熬过关的时候，他的妻儿也弃他不顾，与他划清界限。
谈俞平伯
俞平伯的文字，明白如话，却经得住反复咀嚼。1954年对俞平伯的批判，声势浩大，当时好多人都不明就里，也跟着一起痛批，但随着历史迷雾的逐渐淡去，人们方有些如梦初醒，原来，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批“俞”是假，批胡适才是真。
谈周扬
周扬在自己挨了整之后，才知道了挨整的滋味，才知道了忏悔。丁玲之所以至死都不肯原谅周扬，就是周扬往死里整人家。周扬是文艺界、理论界的太上皇。周扬与胡风的分歧，始自理论上的。
周扬认为启蒙与救亡是对立的，胡风则认为，启蒙是长期的，救亡是暂时的。（因为有了日本入侵，所以才有“救亡”之急。）周扬的忏悔，不仅仅是对个人行为的忏悔，而是对那个时代的忏悔。
他意识到了那个时代是错的。他是在否定那段历史。这一点难能可贵。他晚年提出的“人道主义”和“异化”等等问题，也是长期反思的结果。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周扬既是“害人者”，也是“受害者”。
谈夏衍
夏衍整起人来，跟狼一样。反右时期，夏衍以文化部副部长的身份来到中央美术学院，在全体师生大会上说：“中美院是什么？就是小台湾。”这样的“定性”，非常令人恐惧。“小台湾”什么意思啊？
“小台湾”的意思就是说中美院已经不是共产党领导了，是一帮国民党在统治，中美院已成国民党的天下了。这是什么性质啊？是敌我矛盾啊。一时间人人自危。包括院领导。
当时中美院的领导班子，在批胡风、反右时，特别积极，整了许多人，他们没有想到，螳螂扑蝉黄雀在后，后来被来了个一锅端，全给烩了。然而，“文革”一来，夏衍也开始被整了。
被整的理由，说他是“电影艺术反党黑纲领的炮制者”。其实这就跟他说中美院是“小台湾”一样，纯属捏造诬陷。
夏衍开始被游街，大会批、小会斗、被侮辱，被毒打，后来又被投进了秦城监狱，长达8年7个月。在狱中，夏衍的右腿被踢折了，却不给治疗，以致造成终生残疾。
谈吴晗
吴晗的最终命运，自然很悲惨，但他得势时、在位时，整起人来却是一点都不手软，非常狠，几近疯狂。诸如“反右”期间，吴晗在民盟召开的对章伯钧和罗隆基的批斗会上，做了题为“我愤恨！我控诉！”的发言，火力十足。
其实，吴晗当时的所作所为，不能归结为“形势所迫”，而是他一点廉耻都没有。他不配称作“知识分子”。
吴晗的死，自是悲剧，但也符合因果。吴晗的写作，“意向”太明显，明眼人谁都清楚。吴晗的《海瑞罢官》，本来是“遵命”之作，或说是“逢迎”之作，连他本人也没有想到，他会因此获罪。
谈丁玲
曾经见过丁玲一面。是在1955年前后。当时的感觉，她长得很丑、又老，就像个河北农村的老娘儿们。丁玲挨整，自然有其可悯之处，其实也“活该”。她在台上时，整别人也同样狠。
如建国初她就起劲地批判沈从文，比郭沫若批得还厉害呢！凭她和沈从文的交往或交情，可是不该啊！！
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荣获了1951年度斯大林文学奖金二等奖。但在当时，比《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更优秀的小说很多，但没人向“斯大林”推荐啊。
谈邓力群
邓力群有名的“左”，甚至被唤作“左王”。其实，邓力群在他的晚年，应该客观、公正地看待一些问题了，但他不。一些被历史证明明明是错了的东西，他还坚持，这就有点像伪君子了。特殊的人生经历，形成了他宁“左”勿右的性格，这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
谈曹禺
多次见过曹禺，矮矮胖胖的，感觉不大像个作家，更像个商人。曹禺的戏剧，最好的也就是《雷雨》，那是他厚积而薄发的东西，其余的就乏善可陈了。而《雷雨》，似有剽窃之嫌。它脱胎于戏剧大师易卜生的名剧《群鬼》。曹禺写《雷雨》时，只有22岁，其天赋自然是有的。
曹禺和老舍一样，建国后，也十分地紧跟政治，积极地投身建设，体验生活，其结果则是，“收获甚多，头绪全无。”（曹禺语）。
周恩来让他写“民族大团结”，他便写了《王昭君》，但《王昭君》实属下品；周恩来让他写“巴黎公社”，他先是欣欣然地接受了，而后来痛苦万分，无从下笔，最终竟交了白卷！
谈巴金
对巴金的总体感觉是：一个本不该忏悔的人，却在一个劲儿地忏悔；而最该忏悔的那些人，则总是装聋作哑。这，或可称作是“巴金现象”。巴金原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因为他思来想去，委实找不出哪个“政府”是好的，也不知道哪种类型的政府是好的。
1921年春，巴金曾写过这样一句话：“妨碍人民自由就是‘政府’。自从有了政府后，我们的自由全然失去，一举一动都要受政府的干涉。”英国哲学家戈德尔曾写过另外一句话：“无论如何，政府本身就是邪恶，越少越好。”
平心而论，这些话虽多少有些道理，却也不乏偏激。
巴金晚年因为写了《随想录》，而使他的整个人生升华了。
谈韦君宜
韦君宜的《思痛录》，很有价值。比季羡林的《牛棚杂忆》深刻。
谈孙犁
孙犁晚年的短文很好。尤其是一些怀人之作，融进了他自己对尘世对人生的诸多感慨。
谈流沙河
流沙河不错。人、文都不错。他的“右派”被改正后，所反思的，不是个人的苦难，而是民族的兴亡。流沙河的文字，往往从那些碎的捡不起来的小事写起，读的时候，也觉得那事儿是你不曾在意的。
然而，读着读着，便恍然意识到，他写得其实并不是小事。这一点和沙叶新恰恰相反。沙叶新往往着眼于大事。但这两个人，殊途同归。
（转自古事今谈百家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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