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相逢何必曾相识（上）｜史铁生
(2025-11-08 20:19:23) | 分类： 图文：现代诗文 |
史铁生（1951——2010），作家、散文家，北京市人。1969年去延安一带插队，因双腿瘫痪于1972年回到北京。
等有一天我们这伙人真都老了，七十，八十，甚至九十岁，白发苍苍还拄了拐棍儿，世界归根结底不是我们的了，我们已经是（夏令时）傍晚七八点钟的太阳，即便到那时候，如果陌路相逢我们仍会因为都是“老三届”而“相逢何必曾相识”。
那么不管在哪儿，咱们找一块不碍事的地方坐下——再说那地方也清静。
“您哪届？”
“六六。您呢？”
“我六八。”
“初六八高六八？”
“老高一。”
“那您大我一岁，我老初三。”
倘此时有一对青年经过近旁，小伙子有可能拉起姑娘快走，疑心这俩老家伙念的什么咒语。
“那时候您去了哪儿？”
“云南（或者东北、内蒙、山西）。您呢？”
“陕北，延安。”
这就行了，我们大半的身世就都相互了然。
这永远是我们之间最亲切的问候和最有效的沟通方式，是我们这代人的专利。
六六、六七、六八，已经是多么遥远了的年代。
要是那一对青年学过历史，他们有可能忽然明白那不是咒语，那是二十世纪中极不平常的几年，并且想起考试时他们背诵过几个拗口的词句：插队，知青，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如果他们恰恰是钻研史学的，如果他们走来，如同发现了活化石那样地发现了我们，我想我们不太介意，历史还要走下去，我们除了不想阻碍它之外，正巧还想为“归根结底不是我们的”世界有一点用处。
我们能说点什么呢？
上得了正史的想必都已上了正史。
几十年前的喜怒哀乐和几百几千年前的喜怒哀乐一样，都根据当代人的喜怒哀乐成为想象罢了。
我们可以讲一点儿单凭想象力所无法触及的野史。
比如，要是正史上写“千百万知识青年满怀革命豪情奔赴农村、边疆”，您信它一半足够了，记此正史的人必是带了情绪。
我记得清楚，1968年末的一天，我们学校专门从外校请来一位工宣队长，为我们作动员报告，据说该人在“上山下乡的动员工作”上很有成就。
他上得台来先是说：“谁要捣乱，我们拿他有办法。”
台下便很安静了。
然后他说：“现在就看我们对毛主席忠还是不忠了。”
台下的呼吸声就差不多没有，随后有人带头喊亮了口号。
他的最后一句话尤为简洁有力：“你报名去，我们不一定叫你去，不报名呢，我们非叫你去不可。”
因而造成一段历史疑案：有多少报了名的是真心想去的呢？
什么时候也有勇敢的人，你说出大天来他就是不去，不去不去不去！
威赫如那位工宣队长者反而退却。这里面肯定含着一条令人快慰的逻辑。
我去了延安。我从怕去变为想去，主要是好奇心的驱使，是以后屡屡证明了的惯做白日梦的禀性所致，以及不敢违逆潮流之怯懦的作用。
唯当坐上了西行的列车和翻山越岭北上的卡车时，才感受到一缕革命豪情。
唯当下了汽车先就看见了一些讨饭的农民时，才于默然之间又想到了革命。
也就是在那一路，我的同学孙立哲走上了他的命定之途。
那是一本《农村医疗手册》引发的灵感。
他捧定那书看了一路，说：“咱们干赤脚医生吧。”大家都说好。
立哲后来成了全国知名的知青典型，这是正史上必不可少的一页。
但若正史上说他有多么高的政治水平，您连十分之一都甭信。
立哲要是精于政治，“四人邦”也能懂人道主义了。
立哲有的是冲不垮的事业心和磨不尽的人情味，仅此而已。
再加上我们那地方缺医少药，是贫病交困的农民们把他送上了行医的路。
所以当“四人邦”倒台后，有几个人想把立哲整成“风派”“闹派”时，便有几封数百个农民签名（或委托）的信送去北京，担保他是贫下中农最爱戴的人。
我们那个村子叫关家庄，离延川县城八十里，离永坪油矿三十五里，离公社十里。
第一次从公社往村里去的路上，我们半开玩笑地为立哲造舆论：“他是大夫。”
“医生噢？”老乡问，“能治病了吧？”
“当然，不能治病算什么医生。”
“对。就在咱庄里盛下（盛下：住下）呀是？”
“是。”
“咳呀——，那就好。”
所以到村里的第二天就有人来找立哲看病，我们七手八脚地都做他的帮手和参谋。
第一个病人是个老婆儿——发烧、发冷、满脸起的红斑。
立哲翻完了那本《农村医疗手册》说一声：丹毒。
于是大伙把从北京带来的抗生素都拿出来，把红糖和肉松也拿出来。
老婆儿以为那都是药，慌慌地问：“多少价？”
大伙回答：“不要钱。”
老婆儿惊诧之间已然发了一身透汗，第一轮药服罢病已好去大半。单是那满脸的红斑经久不消。
立哲再去看书，又怀疑是否红斑狼疮。这才想起问问病史。
老婆儿摸摸脸：“你是问这？胎里坐下的嘛。”
“生下来就有？”
“噢——嘛！”
当然，后来立哲的医道日益精深，名不虚传。
说起那时陕北生活的艰辛，后人有可能认为是造谣。
“糠菜半年粮”已经靠近了梦想，把菜去掉换一个汤字才是实情。
“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呢，就怕真的掰开倒全要作废，所以才不实行。
怎样算一个家呢？
一眼窑，进门一条炕，炕头连着锅台，对面一张条案，条案上放两只木箱和几个瓦罐，窑掌里架起一只存粮的囤，便是全部家当。
怎样养活一个家呢？
男人顶着月亮到山里去，晚上再顶着月亮回来，在青天黄土之间用全部生命去换那每年人均不足三百斤的口粮。
民歌里唱“人凭衣裳马凭鞍，婆姨们凭的是男子汉”，其实这除了说明粮食的重要之外不说明其他。
婆姨们的苦一点不比男人们的轻，白天喂猪、养鸡、做饭，夜晚男人们歇在炕头抽烟，她们要纺线、织布、做衣裳，农活紧了她们也要上山受苦，一家人的用度还是她们半夜里醒来默默地去盘算。
民歌里唱“鸡蛋壳壳点灯半炕炕明，酒盅盅量米不嫌哥哥穷”，差不多是真的。
好在我们那儿离油矿近，从废弃的油井边掏一点黑黑的原油拿回家点灯，又能省下几个钱。
民歌唱“出的牛马力，吃的猪狗食”，说是夸张吗？
那是因为其时其地的牛马们苦更重，要是换了草原上的牛马，就不好说谁夸张了谁。
猪是一家人全年花销的指望，宁可人饿着不能饿了它们，宁可人瘦下去也得把它们养肥，然后卖成钱，买盐，买针线、农具、染布的颜料、娃娃上学要用的书和笔，余下的逐年积累，待娃娃长大知道要婆姨了的时候去派用场。
唯独狗可以忽视，所以全村再难找到一头有能力与狼搏斗的狗了。
然而，狗仍是最能让人得到温暖的动物，它们饿得昏昏的也还是看重情谊，这自然是值得颂扬的；但它们要是饿紧了偶然偷了一回嘴呢，你看那生性自轻自贱的目光吧——含满了惭愧和自责，这就未必还是好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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